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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9904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冰若寒(2011/10/20 10:10:48) 最新编辑:冰若寒(2011/10/20 10:10:48)
方方
拼音:Fāng Fāng (Fang Fang)
同义词条:方思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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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
方方
方方,原名方思琼,1904年6月1日出生,1923年与杨石魂等在普宁县城洪阳组织进步团体,传播新文化、新思想、1925年5月加入共青团,任普宁县团支部书记、1926年参加中共,历任普宁县、潮安县、潮阳县、汕头市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

  1930年方方进入闽西苏区,历任边区省委职工委员会书记、《红旗》报编辑、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参加中央苏区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留福建苏区,带领红军坚持三年游击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省委书记。方方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优秀的共产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杰出的侨务工作者。

方方简介


  方方,原名方思琼,1904年6月1日出生,1923年与杨石魂等在普宁县城洪阳组织进步团体,传播新文化、新思想、1925年5月加入共青团,任普宁县团支部书记、1926年参加中共,历任普宁县、潮安县潮阳县汕头市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

  1930年方方进入闽西苏区,历任边区省委职工委员会书记、《红旗》报编辑、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参加中央苏区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留福建苏区,带领红军坚持三年游击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省委书记。

  由于方方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和出色的工作,方方在边区的工作引起陕北中共中央的注意,中央对方方的工作多次予以肯定和表扬、1940年10月,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中央和南方局为了加强华南各省党组织和武装力量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任命方方为书记,负责领导粤北、粤南、潮梅、琼崖、闽西南、湘南、广西、江西等省、区的抗日斗争、1947年5月,中央为筹备即将为建国作准备的全国新政协会议,做好若干年来因各种原因滞留香港的民主人士,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李济琛等的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为此,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立足香港,既做好上述工作,又能统管华南党的组织和武装工作、中央任命方方为分局书记、由此可见,方方当年的威望和被中央重视的程度。

  建国后,方方担任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兼广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协助主席叶剑英主管广东工作、1955年调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华侨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全国侨联副主席、1960年2月,印尼排华驱侨,方方担任国家接待和安置归侨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

  十年动乱期间,方方遭极“左”路线残酷迫害,被非法监禁达五年之久,1971年9月21日含着重大冤情去世、1979年3月28日,中央为方方召开隆重追悼会,宣布为他平反昭雪。

  如果连海陆丰包括,并连大革命时期牺牲的人物计,潮籍最高职位、影响力最强的是彭湃、但从历史、人文、地缘的分野划分,海陆丰一般归入惠阳(东江)片、潮汕籍中共人物辈份最老是潮安庵埠人许更生魂(1896—1931),他1924年加入中共,国共第一次合作后1927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曾任红军师、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9月在中央苏区“肃反”时被错杀、

  以建国初期在职的潮汕籍中共人士,其他同志无论斗争经历、曾任职务、还是建国时的职位,均在方方之下、包括在外从事革命工作的老一辈人士许涤新(建国后首任上海市工商局长、国家首任工商局长)、梅益(首任国家广播事业局局长)、陈辛仁(福建省委宣传部长);建国后逐步成长的后起之秀许士杰、萧洪达、朱良、蔡诚、林若;妇女界前辈蔡楚吟、方东平、苏惠、方朗;建国初期担任地、厅正副职的林美南、曾广等。

  建国时,方方还是长期在广东乃至华南从事地方革命工作的广东籍中共人士职位最高者、在广东地方从事革命的代表人物除方方外,还有冯白驹、古大存、曾生三位同志、冯白驹,1950年前后的职务是海南区党政军第一把手,当时海南属广东省委、华南分局领导;古大存,1949年末从东北行政委员会交通部长任上调任华南分局常委兼广东省政府副主席;曾生,建国初担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华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地方组织的卓越领导者。

  青年时期的方方曾写下一首述怀诗:“欲抽越王弓,慷慨射潮夕;欲挥鲁阳戈,回首止落日、”短短16个字,志存高远,气势恢宏,表露他献身革命、反抗黑暗的壮志豪情。

  方方是我党在基层党组织经历最丰富的地方领导人之一、他23岁担任中共潮安县工委书记,24岁担任潮阳县工委书记,25岁任普宁县委书记,26岁任汕头市委(当时与县同级)书记,27岁任福建汀连县委书记,28岁任杭武县委书记、如果加上工会、武装方面的职务,县级职务就达10个左右、这在中共人士中是不多见的。

  他具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他是闽西苏区的创建者之一、1930年底,他随闽粤赣边区书记邓发从大南山根据地进入闽西后,深入发动群众积极参加苏区建设,并与张鼎丞、郭滴人等同志阻止“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保护了一批革命干部,逐步巩固闽西苏区、1933年春,在开展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他拥护罗明的正确主张,认真做好扩大红军的工作、在瑞金举行的全国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表扬方方的工作,赞扬他培植的才溪乡是模范乡,并提出向才溪乡学习的口号、1933年冬,方方调任福建省任宣传部长兼武装部长,不久,又担任省委代理书记、

  方方还是一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央军委决定派一股武装力量到敌后牵制敌人、方方奉命担任红军第九团团长兼政委,率领红军在连城、宁洋、龙岩三县边界活动,建立一个面积达300平方公里、人口5万多的游击根据地、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队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地方武装,叫嚷“三个月内肃清红军游击队”、面对严峻局势,方方率队转移,遭敌堵截、这时,红军严重缺医缺粮,许多战士英勇牺牲,队伍中又出现叛徒、方方带领部队分散发动群众,分化乡、保、甲长,争取绿林武装的支持、指挥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常常与数倍的敌人周旋于崇山峻岭之间,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率领部队与张鼎丞、谭震林的部队会合、根据中央的指示,1936年10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以张鼎丞、谭震林、方方等三人为常委、方方先后兼任政治部主任和组织部长。

  方方任南委书记期间,蒋介石在日寇的诱降下,加紧其反共活动、方方根据中央关于“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安排撤退已暴露的干部,把党内组织由原来的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党员则实行社会职业化,并在党内开展党员的气节、纪律、秘密工作教育、在方方为首的南委领导下,广东、广西、福建、江西等省的抗日斗争有很大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方方当时的这些观点、决策、是我党地方工作一个创举,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中共中央还专门为方方转发秘密电报给当时的华南各地方组织领导人尹林平、魏金水、李碧山、朱曼平。

  潮汕史学界一般认为第一个获得最高军衔的潮汕籍人士是潮安古巷人陈德少将、诚然,不论二十年代地方武装时期到三十年代中央苏区军事斗争时期,最早参与武装斗争而且资历最高者是方方、1946国共和谈期间,中央军委就任命方方以少将军衔担任军调部第八小组(负责华南地区)中共首席代表,到广州与国民党将领张发奎谈判,商讨广州地区执行停战协定和解决华南抗日纵队北撤事宜。

  建国后第一个“极左”路线的受害者

  刚解放,中央对以两广为管辖范围的华南分局的人事布局是:叶剑英为第一把手,统管全面,兼顾中央一些工作;张云逸以第二书记的身份兼任广西政府主席,主抓广西,缘于张大革命时期在广西活动过,是百色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解放军入桂后,广西剿匪也由张负总责;方方担任第三书记兼广东政府(第一)副主席,主抓广东,这是基于方对华南十分熟悉,且为广东人的考虑。1952年,正当方方在广东大展宏图的时候,建国后第一场“极左”风云平地而起、毛泽东听信中南局和华南分局个别领导人的片面汇报,严厉批评华南分局右倾,存在两方面的错误,一是“和平土改”,阶级斗争不力;二是排斥外来干部,搞“地方主义”、而“地方主义”的错误主要是主抓土改工作的方方、对此,叶剑英、方方感到十分突然、

  广东是侨乡,侨眷众多、广东又是沿海省份,工商业比较发达、据统计,当时广东籍华侨有近700万人,占全国华侨总数的70%、抗战前广东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75%,是我国外汇的主要来源、因此,土改中的华侨政策十分重要,处理得好与否,将会对国内和国外产生重大影响。

  建国前夕,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的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都明确指出,建国后和建国前的土改政策应有所不同、例如,“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为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对地主兼营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得没收”;“华侨所有的土地和房屋,应本着照顾侨胞利益的原则”处理;“严禁乱捕、乱打、乱杀”,叶剑英、方方把中央的土改政策和广东的实际相结合,制订了一系列切合广东实际的具体政策,包括:制定依靠贫雇农、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有60多条,保护和照顾华侨的政策有40多条,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也近50条。

  方方作为广东土改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兼省土改工作总团团长李坚真一起,带领广大工作队员先在兴宁、揭阳、龙川三县作试点,后再将土改试点扩大到13个县,在这基础上全面铺开、他们认真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注意斗争策略,“对地主的斗争,侧重点放在依靠群众,揭发地主阶级剥削罪恶,除少数罪大恶极及公开和我们对抗外,一般不在肉体上消灭,而要采取说理说法的斗争”、在对待贫雇农方面,由方方主持制订的《关于土改工作计划步骤的决定》中规定:分配土地要“尽量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方针是在满足贫雇农的前提下兼顾其他阶级”;“分配果实时,要首先分给贫雇农”;在划分华侨地主问题上,规定“出国前已经是地主和出国后其家庭上升为地主者的区别”、这充分说明,在土改中,方方的阶级路线是鲜明而且正确的、尤其是在对待地主、对待华侨、对待工商业问题上,可见方方和华南分局的远见卓识。

  方方作为华南分局第三书记,除主管广东工作外,还分管分局的组织、干部工作、在干部的使用问题上,是根据叶剑英在大军入粤前的赣州会议上提出的“搞五湖四海”原则进行的、南下解放华南的解放军干部在1950年后分几批陆续转业到地方工作,叶、方都十分重视,多数同志都放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当然,叶、方当时也安排了一批地方干部担任地委以上领导职务,包括林李明、尹林平、曾生、梁广、杨康华、王作尧、林美南、曾广、罗天等、历史证明,这批干部绝大多数是经得起各种考验的优秀干部。

  由于对广东省情不熟悉,而且受“左”影响,以及带着北方土改浓烈的火药味的一些同志,以陶铸为首,李雪峰、赵紫阳为次的几位中南局、华南分局负责人,对叶剑英、方方的做法十分不满,并向中央汇报广东土改“右”倾、当时,急于“1952年全部完成土改”任务的毛泽东获悉这一信息,觉得广东土改“和风细雨”,而且像“乌龟慢慢爬”,即召叶、方及陶铸上京开会,批评广东土改,批评主持广东土改的方方。

  在上下的压力下,叶剑英作了检讨、方方在广东干部大会上也多次作了检讨,职务也从第三书记降为第五书记,不久,又被撤消分局第五书记、常委和广东省政府副主席职务,仅任分局交通部长,下放锻炼。

  潮汕人民深切怀念潮汕籍唯一称得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方方同志!

方方在香港的不平凡历程


  经历一个半世纪殖民统治的香港,终于回祖国怀抱了!在举国为此百年盛事欢欣鼓舞的伟大历史时刻,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想起一个五十年前曾经在香港艰苦奋斗过的伟人一他就是广东人民和海外侨胞广为人知的方方同志。

  日本投降不久,方方以八路军少将身份,作为军调部执行第八小组的中共首席代表,到广东监督执行停战协议。一九四六年七月,当东江纵队两千多名指战员刚刚北撤山东烟台之后,方方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代表,前来香港全面领导华南地区组织的工作。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香港分局,任命方方为书记,尹林平为副书记。从此,方方就与香港分局的战友一道,在远离中央、远离解放区的困难条件下,在香港仍然处于英国管治并与国民党有着正式外交关系的复杂环境中,巧妙地运用秘密工作与半公开工作相结合的方式,将香港实际上变成为中共充分利用的一个基地,从三个方面进行革命工作:一是设立农村工作委员会,专管华南地区的武装斗争;二是设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在广州香港澳门等城市秘密开展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三是设立香港工作委员会,全面开展港澳地区和海外的统战、外事、宣传、财经和群众工作。在方方和香港分局领导下,这三方面的工作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为推翻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中共组织在华南整个地区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一、「点染华南一片红」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为了把广东变成战略后方基地,国民党到处捕杀东纵复员人员,迫害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学生,大肆推行「三徽」(徽兵、徽粮、徽税)苛政。方方一到香港,就以东江纵队北撤代表曾生将军的名义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国民党挑起内战和残酷杀害进步人士的罪恶行径,号召广大群众起来进行自卫斗争。

  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起,华南地区大多数的中共武装队伍,由于在军事上执行了方方提出的「实行小搞,准备大搞,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稳步前进」的战略方针,在政治上建立了反对蒋介石、反对「三徽」的统一战略,力量得到迅速壮大。到一九四七年九月,人员由北撤后的不足两千人发展到一万多人,粉碎了国民党的所谓「拔打」计划,打下了华南地区普遍发展游击战争的坚实基础。蒋介石为了 把广东变为它最后的内战基地,于一九四七年九月三十日任命宋子文为广东省「主席」。在宋子文到任之前,方方就通过各种报刊公开揭露蒋介石的阴谋,提出了「和宋子文做力量发展的竞赛」和「走在宋子文前头J 的响亮口号,并具体部署了打击宋子文的斗争。

  当时宋子文一到广东,就调集兵力,扬言要在六个月内「肃清匪患」。面对宋子文的嚣张气焰,一九四八年二月,方方主持召开了香港分局会议,作了《刘邓大军渡黄河后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随后并向广东各级党组织和武装部队发出了《粉粹蒋宋进攻计划,迎接南征大军的指示信》 ,针对宋子文「分区扫荡,重点进攻」的「第一期缓靖计划」,提出了「和平发展,大胆进攻,建立地区主力部队」 的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引下,广东各地的人民武装节节胜利,不到半年就打碎了宋子文的如意算盘。一九四八年夏,不甘心失败的宋子文又集结十五个保安团、十二个保安营、三个补充旅及所在地方的武装,发动了第二期封人民武装的「清剿」。在方方和香港分局的正确领导下,东江南岸的游击队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残灭敌人」的战术,于一九四八年七月中旬,先后连续组织了沙鱼涌袭击战、横岗伏击战等战役,取得了击败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腾利,南路、粤北、粤中、粤东、西江、悬崖等地的人民武装也连战皆捷。宋子文的「第二期缓靖计划」又被粉碎了。一九四八年十月,宋子文不得不以悲凉的心情发表就职周年的广播演说。与此相反,方方则以胜利者的姿态熊在香港《群众》上发表了题为《谁战胜谁》的文章,讴歌中共武装一年来所开创的新局面。到一九四八年底,粤赣湘、闽粤赣、粤桂边、粤中等几个大边区均已建立主力部队,根据地和游击区也由山地向平原发展,逐渐逼近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带。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宋子文结束了在广东近一年四个月的「使命」,败走香港。方方和香港分局领导华南地区的武装斗争,加速了南下大军解放广东的步伐。

  二、「枪笔双挥惊敌瞻」

  方方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一九四六年七月,刚到香港不久的方方,为广大和发展宣传阵地,及时召集黄文俞、李超、杨奇等人开会,决定将《 正报》 改为期刊,以便于同《华南报》分工,并决定设立以毛泽东题字的「中国出版社」,出版解放区的政治、文艺书籍。为加强对报纸的领导,香港分局又决定在香港工委之下成立报纸工作委员会,并于一九四七春筹组新华社香港分社,以加强对解放区的报导。此外,还建立起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以及中国歌舞剧艺社(简称「中艺」)、虹虹歌咏团等文化机构。其后又布置安达公司负责安排「中艺」在团长丁波率领下赴泰国曼谷演出,效果很好,深受广大华侨欢迎。

  方方身先士卒,勤于笔耕,经常为香港的《正报》、《群众》杂志和《华南报》撰写文章,宣传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华南地区的斗争。在革命战争年代,方方发表的七十三篇政论文章中,解放战争时期占了六十三篇,而在香港《正报》、《群众》上发表的文章就达四十五篇。几乎每隔一期,《正报》 便有方方的文章发表。涉及政治、军事、文化、思想修养、形势任务和方针政策等方方面面。《正报》 曾把他所写的《谈团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论领导》 等十二篇文章,汇集成册,题为《 献给人民团体》,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在香港出版。这些文章是作者实践经验的总结,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读性,对当时华南地区如何开展革命斗争,加强干部的思想修养,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一九四八年,方方以「野草」笔名,撰写了近五万字的回忆录《三年游击战争》。作者以亲身经历,叙述了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历程,描写生动,文笔流畅。当时在香港的郭沫若,欣然为该书作序,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像方方这样「以历史创造者而兼历史记录者,这是很少有的」,指出「三年游击战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同样的辉煌昭亮」。作为「将士自战日记J 的史料,方方的《 三年游击战争》 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给香港文坛注入了 清新的空气,为读者提供了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

  方方的老战友方明生有一首怀念方方的诗写道:「三年游击挫敌顽,为党为民立战功。枪笔双挥惊敌瞻,点染华南一片红。」方方文武兼备,当之无愧。而他所写的文章,或是他战斗经验的总结,或是对中央政策的阐述,或是对工作的指导,或是对历史的回顾,无一不是他的心血结晶。

  三、为国为民育英才

  方方在港工作期间,对干部的培养不遗余力。东江纵队北撤后,方方和香港分局针对部分人员对形势认识不清、组织松散的情况,及时进行了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从一九四七年一月起,香港分局在九龙土瓜湾连续举办了五期干部培训班,方方亲自作了《当前时局的特点》 、《关于广东形势和赤色割据问题》 等报告,使干部认清了南方武装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和斗争前途,增强了套取新胜利的信心与决心。在这三年间,虽然条件艰苦、环境恶劣,但香港分局还是举办了二十多期各种类型的干部学习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领导干部,从组织上保证了华南地区武装斗争的顺利进行。

  方方同样重视教育事业,一九四六年初夏,中共广东区当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与在港民主党派负责人组成了达德学院筹备小组。方方来港后,立即支持筹备工作,设法筹集经费,建立达德学院董事会,推蔫李济深为董事长,聘请着名教育家陈其瑗为院长,使建校筹备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一九四六年九月,达德学院经注册立案后,登报招收商业经济、文哲、法政三个系一年级新生和商业经济二年级转学生,共录取二百人。一九四七年后又增设了新闻专修班和先修班。同年十月,达德学院开学不久,方方主持召开了讨论达德学院办学方针、学制和中共在达德学院的工作的专门会议,他说,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达德学院担负着培养人才、准备干部的重要任务。学校是中共领导,和民主党派共同创办,由民主党派出面主持的,因此,一定要贯彻民主举办的方针,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支持陈其瑗院长,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办好学校。在方方的关心和支持下,达德学院的各项工作很快步入正轨,学校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在海内外享很有高的声誉。

  达德学院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政府和港英政府的注意。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港英政府强行取消达德学院注册,限期停办。全校师生十分愤概,社会震惊。方方一方面通过舆论指责港英当局,一方面立即召开分局会议,讨论善后事宜。达德学院全校六百多名师生职工和部分家属沉着应变,有组织地迈上革命的征程。建国后,达德校友有的成为专家教授,有的担任了省、市重要领导工作。

  同一期间,在方方和香港分局领导下,香港工委还推动民主人士复办了中国新闻学院,由叶启芳、刘思慕先后担任院长。这家学院在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办了两届,同时还办了函授班。它不仅为中国人民新闻事业造就了大批骨干,而且也像达德学院一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培养了人才。此外,方方还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关心和支持香港一些私立学校的创办和发展。

  四、财经工作显卓识

  香港分局成立之初,方方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在注重抓军事、政治工作的同时,高度重视抓好财经工作。方方与香港工委财经委书记、着名经济学家许涤新一起研究决定,在资金十分短缺的情况下,从小本生意做起,逐步开展工商活动。一九四七年初,方方又与尹林平商议,决定将原来东江纵队做生意的资本以及中央拨给东纵北撤余下的经费十七万港元,全部调给财经委运用。

  不到三年,香港分局不但发展了安达公司、启源贸易商行和新侨公司,而且新建起东台运输公司、新联公司、南方影业公司等一批骨干企业。经济工作的开展,在财政和物资上支持了中共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有些经济管道对后来中国打破西方的经济封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四七年我到香港,在方方的指导下,也积极开展经济方面的工作,先后创立了宝通银号和其它一些贸易机构,并协助方方策划、设计在广东解放区发行「南方券」,建立南方银行,为华南地区的经济工作尽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我清楚地记得:在全国解放前夕,方方和他的夫人苏惠约我到他家谈话,方方说:「香港可能不会马上收回」,「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还要利用香港」,「香港作为我国对外贸易通道的地位,别的港口是难以代替的,将来,我们的贸易结汇,海外华侨的汇款,都需要由我们自已的机构负责。现在不是这样去想,并积极筹划自已的阵地,我们将会对历史失误。」在方方的启发下,我在新中国诞生两个多月后,由我负责筹划的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及时地在十二月十四日正式开业了,紧密的配合了国家对外收汇付汇服务的需要,并高高地挂起新中国的五星红旗,鲜明地标志这家新银行是拥护新中国的。同时我还配合中共接管了香港中国银行和其它多家银行,以及一些企业机构,使这些企业延续下来,并保护了国有资产。一九五零年初,南洋商业银行又到澳门创办了南通银行。所有这些,都是与方方的关怀教导分不开的。每当我回忆起当年方方的教诲,总是感慨万千,并为他的远见卓识所叹服。

  方方在抓好香港地区经济工作的同时,还有步骤地开展了华南游击区的财经工作。一九四七年十月,方方在为香港分局起草的档中指出:「封于经济财政必须要开始积蓄财富,打下大搞时的本钱」,「关键问题是发展发展生产及执行正确的财经政策」,方方针对在广东过早地「分田废债」的「左」的做法,及时地加以纠正,从而保证了华南游击根据地财经工作的健康发展。他还认为,要发展游击区的经济,就应实行开放政策,鼓励工商业者及华侨到游击区开工办工厂,建立农场,经营商贸及侨汇。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方方致电华南各地党组织,特别强调干部要学习财经政策,准备接管城市。他说,开展财经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解放整个华南,更重要的是要为解放后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打好基础。

  方方在任香港分局书记期间,为华南地区的财经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提出了发展经济可以实行开放政策和利用香港作为基地的思想,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

  五、统一战线创伟业

  中国共产党把统一战线工作视为革命「三大法宝J 之一,方方一贯重视开展统战工作。他对国民党元老何香凝老人非常敬重,经常登门探望,并依靠她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方方还亲自拜访李济深等国民党的爱国民主人士,促成他们建立了统一组织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整了领导机构。在方方的支持下,民主同盟领导人沈钧儒、章伯钧、邓初民等也在香港重建了领导机关,通过了「拥护共产党,支持解放军,坚决推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历史性的决议。还有,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等民主党派,在方方和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帮助和影响下,也积极投入反蒋爱国民主运动。方方还部署了争取李洁之、曾天节等国民党将领先后率部起义。

  由于方方诚恳待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爱国侨胞都把他当作知心朋友,乐意和他说心里话。有些民主人士在方方和分局其它领导人的启发下,放弃了走「中间路线J 、搞「第三势力」不切实际的幻想,转而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发挥了自已有益的作用。

  方方把团结广大海外华侨作为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部分来抓。他先后派出饶彰风等一些干部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联系各阶层的华侨,宣侨中共政策和主张,揭露蒋介石挑起内战、卖国独裁的罪恶,激发了广大华侨的爱国热情,推动了海外华侨民主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对着名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工作做得甚为出色,不但使他看清了蒋介石投靠美国的真面目,而且把祖国独立、民主、富强的前途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在陈嘉庚的带动下,广大华侨积极捐献款项和物资,支持祖国人民解放战争。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在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提出了「各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这个政治主张,很快就获得了旅港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的响应。他们纷纷集会,发表宣言或声明表示热烈拥护。到了六月三十日,方方和潘汉年、连贯一起,邀请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马叙偷、王绍鏊、郭沫若、茅盾等人座谈,就新政协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召集人、参加者以及如何北上等问题,进行了磋商。为了完成这项特殊的使命,在方方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领导小组,由潘汉年、夏衍、连贯、许涤新、饶彰风共同负责,分头行事。随后不久,中央又派钱之光从大连到达香港,配合香港分局一起工作。于是,护送民主人士离港北上的工作便进入实际行动阶段。第一批到达东北解放区的是沈钧儒、谭平山等人。从一九四八年九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这一年间一共秘密运送了民主人士及家属二十批,共计一千多人,其中民主人士有三百五十人,后来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就有一百一十多人。在方方和香港分局有关人员的精心策划和安排下,整个护送工作完全没有出现差错,受到中共中央的通报表扬。

  一九四九年五月,方方率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机关迁离香港,进入广东潮梅边区。八月上旬,赴江西赣州与叶剑英率领的南下大军会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成了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全面领导广东、广西两省的革命和建设工作,由剑英任第一书记,张云逸任第二书记,方方出任第三书记。

  方方,一九零四年出任与广东普宁县洪阳镇,一九七一年受「四人帮迫害而离开人间。历史早已证明:方方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优秀的共产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杰出的侨务工作者。方方和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当年以香港为基地领导华南地区革命门争所创建的辉煌业绩,宛如一座丰碑,屹立在香江之滨。

  一九九七年六月廿四日于香港

  (编者按:本文作者庄世平原全国政协常委、现为全国侨联副主席、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名誉董事长、南洋商业银行名誉董事长。此文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三日发表于《香港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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