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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3547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鹏城华仔(2011/9/16 13:09:23) 最新编辑:春天(2012/8/7 15:58:50)
王云五
拼音:WángYūnwǔ (Wang Yunwu)
同义词条:王日祥,王岫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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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人物王云五
广东人物王云五

  王云五(1888-1979),原名日祥,后改名云五,号岫庐,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1921年9月王云五走马上任商务编译所副所长,旋任所长,1930年2月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直到1946年4月因任他职才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职。

  在这25年时间里,王云五位居商务重要位置,改革商务的机构组织,出版世人瞩目的《万有文库》、《中国文化史丛书》、《大学丛书》等大型丛书,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以平民化的出版视角、商业化的经营手段,带领商务走向新的出版辉煌。

王云五生平


  王云五,现代出版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原名之瑞,后改名云五,号岫庐。祖籍广东香山(今中山)。1888年7月9日(清光绪十四年六月初一)出生于上海一小商人家庭。早年入上海一五金店学徒,业余在夜校学英文,并广泛涉猎多种学科,成绩优秀。1906年起,先后在上海同文馆、中国公学等校教授英文。1909年兼上海留美预备学堂教务长。1912年,王云五先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后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事。1913年5月辞教育部职,任中国公学大学部教授,讲授英文、英国文学等课程。1917年起,在上海从事编译工作,并创办公民书局,开始出版商生涯。
出版家王云五
  出版家王云五


  五四运动以后,上海商务印书馆亟谋适应时代潮流,编译所邀胡适任所长,胡改荐王云五。1921年秋,王就任后以“教育普及”、“学术独立”为方针,组织编译了一批介绍中外古籍名着的丛书,颇受社会重视。1925年3月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和编出《王云五大词典》等书,在学术界获得一定声名。1930年春,王云五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积极推行科学管理法,开创商务印书馆日出新书一种的新局面,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书籍,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云五开始投身政界,连任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政协代表。1946年,辞去商务印书馆的职务,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制宪国大代表。次年4月任行政院副院长,积极支持反共内战政策。1948年5月,王云五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为挽救濒于崩溃的经济,他在蒋介石授意下,提出币制改革方案,以金圆券代替法币,限制物价,并获通过实行。但不久即遭到失败,王云五因此被弹劾下台。1949年4月去台湾,先后任台湾当局行政院设计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等职。1979年8月14日在台北病逝。着作甚多,主要有《物理与政治》、《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四角号码检字法》等。

出版家之路


  回望王云五的出版生涯,其在商务的巨大成功,固然得益于夏瑞芳、张元济等前辈为他打下的雄厚基础,亦受惠于社会潮流和时代大前提,但不可否认的是,王云五个人的出版家素质,亦是大有说头的因素之一。

  清末民初是中外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很多学人“传统与近代新式教育参半、新旧学问兼备,中外思想的影响集于一身。”王云五虽算不上新思想、新文化的代表人物,但他成长于这种中西文化融合、碰撞的大环境下,亦深受其熏染。王云五靠自学成才,学习全凭个人兴趣,加上对新知的强烈渴求,使他读书十分博杂,既涉及各门各类,又体现为中外兼备。有时,王云五自嘲是“四不像的学者”,对自己读书博而不精,未能成为某一专家型的学者,似乎不无遗憾。然而,在其内心深处,他深知自己作为一个出版人,其实大大受惠于这种博或者说杂的知识结构。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道,出版家“书读得博不一定要专,这样才能推出各类可读的书”。无独有偶,美国人J·P·德索尔在其着作《出版学概说》中,谈到现代出版者素质时,同样强调了出版者知识面宽广的重要性,因为这可以帮助出版者充分了解“读者的生机勃勃的多元的文化需要”,以便真正从读者需求角度考虑出版策略。这也许代表了当今出版者仍可努力的一种方向。

  自称为杂家的出版人王云五,在谈及出版体会时,又特别强调数学和图书馆学的重要性,以为是出版人必备的基本功。王云五的数学体会,是来自他12岁回广东老家时,因经常与一位堂房伯父一起赶集,得有机会随这位伯父学习心算和珠算,“由此一生养成计算的习惯;无论做任何事,须要计算其利害得失,究竟利与害孰多,藉为判断的标准。”他说“我一生得之于算学很大”,批评“中国人不注重算学,这是很坏的现象”,认为要得到正确的思想,一要靠幻想,因为这是创新的源泉,但同时,又不能不有数学的训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思想正确”,“一加一一定是二,二加二一定是四,那末,不独学理工的人要学高等算学,就是学文学的人也要学高等算学”。王云五在商务出版了许多超大型丛书,成本既高,风险亦大,结果往往成功,这与他事前反复的持筹握算、周密的风险预估,是密不可分的。王云五的学生、曾任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兼总经理兼发行人的徐有守回忆说:笔者任职数年期中,每年必发行大部头丛书二、三种,所费资金庞大。若其中有一部滞销,则书馆有立即倒闭之可能。因而每筹印一书,师生二人,常在云五先生窄约仅二坪局促之董事长办公室反复核计、预测、讨论其印行之可能性。踌躇再四,数月始决。

对知识的追求与探索


  如果说,数学培养了王云五的出版理性,那么图书馆学则给予他知识系统。1934年,王云五在对商务印书馆第一届业务讲习班学员的报告中,这样说道:“没有读书法的读书,很容易糟蹋时间和精神。那末读书的方法从什么下手呢?我以为首先要对于图书馆学加以研究,读书时才可获得指导。”他还说:“我们的事业与图书馆学很有联带的关系,我们对于学术的分类法等必须能知其大意,然后对于出版事业才能了解”。王云五本人是图书馆利用的能手,1930年,他前往美国考察出版事业,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用11天时间,查阅了900多册书籍期刊,若没有图书分类法的知识,这是难以想象的。同时,他更是图书馆学研究的行家,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四角号码检字法,便是他对图书馆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发明。他长期在图书馆界担任兼职,为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积极呼吁,建言献策,又称得上是一位图书馆事业家。在王云五提议下,商务印书馆将其企业内部图书馆——涵芬楼,更名为东方图书馆,并于1926年对外正式开放,王云五兼任馆长。王云五曾任中华图书馆协会索引委员会委员,1926年被上海图书馆协会选举为委员长,1929年3月任上海市图书馆筹备委员,又在1935年4月该馆临时董事会成立时,任副董事长,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1936年上海市图书馆正式成立。

  王云五对新知识探求保持终身的兴趣,即使到晚年,“偶然听到一种新的学问或理论为自己向所不知者,总是多方搜求有关这一问题的书籍期刊,涉猎一下,然后甘心。”他钻研检字法而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研究图书分类法而创立“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此外如出版领域中的化学翻印法、航空纸型、中文排字改革等其他发明和改革,都是他对新知识敏锐吸收、融会贯通、学而能用的表现。而他为商务策划出版的一系列图书,以“激动潮流”自居,若非他对新知识的一贯关注和敏感,更是不可能做得到的。这些丛书站在新知识、新文化的高度,选题多有创新,质量较有保证,绝不同于一般跟风之作的人云亦云和简单重复。有论者对此高度评价道:“这些书是立得住的,尽管不是‘治国平天下’的伟业,却也是近代传播的主要物质载体,……这些丛书本身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中国学术的珍献,终究以凝固的物的形式成为近世文化遗产的主要承载物,体现了王云五对于文化的若干新贡献,客观上对于近代中国文化的积累和中国学术的走向,对于普及科学文化培植新时代的读者群,影响社会的思想,都具有相当大的意义。”

  王云五身为商务总经理,管理数千人的出版大企业,事情之多、之杂,可以想见。而读书又是慢活,需要时间和精力才能措手,何以应付得了呢?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一是效率,二是勤奋。王云五在一次对商务印书馆同人的讲话中谈到,他从十五六岁起,没有一天不做十五六小时的工作。他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每天准时上下班,绝少无故迟到或早退,馆中办不完的事,则拿回家去做。而他每天自我规定的两三小时的读书时间,则雷打不动,每天早上三点起床读书着书的生活习惯,也一直坚持到晚年,从未间断过。这样的毅力和恒心,这样的热情和执着,在今天依旧忙碌、同样喊累的出版人中,不知还有存否?当初胡适向商务馆方推荐王云五,替代他任商务编译所所长,岂止仅因师生之情,焉又不是他对昔日老师从头至尾翻读《大英百科全书》的由衷叹服和对这样横通之人一定能做好出版的深以为然呢!

王云五的三顶“头衔”


  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特别是商务印书馆史上,王云五是个绕不过的重量级人物,尽管他后来进入政界担任国民政府高官,且前面还有一批商务元老如鲍咸昌、高梦旦、张元济等。王云五拥有众多头衔,作为大出版家,他当之无愧。

  王云五亦政亦商亦文,表现出色处恐怕在文化出版之上。1921年,34岁的王云五进入张元济创立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起初他不愿意接受所长的名分,只愿居副所长之位,后经胡适的劝说而接受了。一上任,他提出《改进编译所意见书》,其中“全所人员当作为一有机体的组织”、“编着书籍当激动潮流不宜追逐潮流”、“新设机关为事择人,旧有机关不妨为人择事”,这些对当今出版界亦不无借鉴作用。大约经过一年整顿,商务新出的出版物达历年之最,走上中兴之路。

  王云五自诩“四百万”,并非指个人家财,实际上指他一生引以为豪的文化成就:创立四角号码检字法、编撰《百科全书》、出版《万有文库》。王云五任编译所长9年,后因商务工潮迭起,深感头痛的他辞职而离开商务。不料几月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去世,元老高梦旦、张元济等力主召回王云五出任商务总经理,这样又把他从商务出版核心圈的主将推到文化经营的前台。

  王云五没像以前那样顺风顺水。任前,他提过两个条件:一是改总务处合议制为总经理独任制;二是接任后出国考察半年。董事会接受了他的条件。故国外考察一回来,他宣布科学管理法,如预算制、本钱会计制、统计制等等,结果遭到全馆职工的强烈反对,编译所的反对声最激烈,他们发表《宣言》说:“王云五不独为同人等之公敌,亦社会之公敌……庆父不逝世,鲁难未已”,纷纷请求他辞职。在重压下,王云五做了“撤回专家”,他反思自己:做事要顾全实际,不可专讲面子,一是凡是看来容易之事最容易失败;二是大锣大鼓往往也是失败,要成功必须不动声色;三是任何改革必有阻力,遇到阻力不可灰心,否则永无成功之望。他仍然步步为营推行科学管理。

  除了“撤回专家”,王云五还是个“解雇专家”、“维持专家”。 1932年,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其目标直指商务印书馆,造成总厂全毁,东方图书馆及大批珍藏善本、文稿化为灰烬。为求生存,王云五只有忍着骂声,解雇职工,解雇费达200万元。好在他暗地实行科学管理,先存了两三百万,方能大刀阔斧解雇职工。他背负“解雇专家”头衔,专心复业,半年后,大多数人回到商务印书馆,人们此时才理解他的苦心和公心。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人们以为这位“解雇专家”会故伎重演,想不到他一变而成“维持专家”,在职的减薪,失掉岗位的发生活费,不仅没有解雇一个还在工作的员工,甚至因战事而失掉工作岗位的1000多人也一一给予津贴。他认为全面抗战,覆巢之下已无完卵。这便是近代出版史上真实的王云五。

王云五:谴责与推崇之间


  王云五(1888—1979),字岫庐,广东香山人,出版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40年代后期曾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等要职。

  王云五曾经是一个遭到谴责的名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第一次全国出版会议上,他被定性为“反动分子”。直到今天,在相当大程度上,王云五仍是一个被遗忘的名字。

  几乎与此同时,在台湾,王云五却是一个备受推崇的名字。他被称为“伟大的出版家”,为他祝寿,俨然是台湾文化界的一件盛事。

  商务印书馆老编辑陈应年对记者说,张元济和王云五,这两个对商务乃至整个中国出版文化界影响至深的人,在海峡两岸的评价几乎完全相反。“其实很简单,他们后来的政治道路选择不同。张倾向于共产党,留在大陆;王当过国民党的官,去了台湾。”

  王云五最为人诟病的是其政治立场与商业习气,但他在民族大节上却是毫无亏欠的。“八?一三”事变后,王云五的房产被日军占用,有瑞士某洋行愿以中立国洋商名义代他与日本人商定租约,王云五的回信是“Notradewith enemy(不与敌人订立商约)”。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半年,被炸毁的商务印书馆复业。馆前悬挂由王云五拟定的激励同人的巨幅标语———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

  王云五说过一段很有骨气的话:“把商务印书馆恢复,并没有什么高远的目的,只是为我们中国人争一点点的气。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商务印书馆是中国人自办比较有点规模的企业,觉着有些讨厌,便首先把它炸毁。我认为一打便倒,一倒便不会翻身,这是莫大的耻辱,所以极力要把它扶起来……”

  王云五晚年自况:“一生出版为主、教学次之,公务政务殆如客串。”

  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回忆:“我们这一代人,对王云五先生曾经很没好感,不止从政治上,更多地是从他们实行的什么科学管理方法,因为不少我所信从的前辈左派文人很不赞成这方法。然而,在改革开放这20年来,我逐步改变了看法。当然,开头是从对管理的看法改变开始的。既然我们现今那么强调管理,据我所知,我们不少地方实行的管理方法,其严苛大概较王云五又有过之,那又何必去责备前人呢?等我进一步比较全面地了解了王云五的出版观念,才深深地感到,王云五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出版人物。”

  1921年,王云五经胡适推荐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总经理,至1946年离职出任政府官员。在商务期间,他曾有一个“四百万”的外号,颇能够概括他的出版功绩。

  “四”是“四角号码检字法”。王云五发明的这套方法据称影响了中国文化半个多世纪。1970年,周恩来在与文教部门负责人谈话时说:“王云五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

  “百”是“百科全书”。王云五早年任中国公学英文教师时,曾购得《大英百科全书》一套共35卷,费3年时间通读一遍。自此,编纂中国的百科全书便一直是他的梦想。虽然他最终也未能在商务出版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百科全书”,但他的种种努力在业界一直广受尊重。

  “万”是《万有文库》。王云五主编的这套丛书达4000册,3亿多字,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最成功的出版物。《纽约时报》曾在题为《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炮弹》的报道中,称其为当时世界上未曾有之大规模图书。

  王云五在台湾倡议博士教育,被尊为“博士之父”。在大陆第一篇冲破“禁区”研究王云五的博士论文中,作者王建辉评价王云五“是中国近代最有经营头脑的出版家”,“他是在大商业时代的文化经营有术者”。

  有研究者指出:就中国目前的现状来讲,优秀的学者并不缺少,但优秀的出版商却难求,而能将两样都做好的,更是无处可寻。“好在出版界已开始出现了一批王云五类型的出版商,但还都没有做到那个份儿上。将来也许会有,但至少现在还没有”。

郑贞文谈: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闽籍闻人及王云五其人


  刘蕙孙

  郑贞文字心南,是福建现代文化学术界着名人物。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学有机化学。中国第一部有机化学的书着是他所写,氧、氢、氮等化学符号出自他的手订。郑自日回国后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理化部部长,后到厦门大学任教务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政府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陈衍主编的《福建通志》即在其任内完成的。建国后,郑进福建省文史馆,遂专门致力于福建文史。五十年代笔者来到福州,初次识荆,乃蔼然长者。1961年,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成立,我担任省、市两个历史学会副秘书长,与郑常有接触,他曾和我倾谈往事。“文革”中,他受过“红卫兵”的冲击,泰然处之,并不以为意,不久也就老成凋谢。

  回忆郑贞文所谈,多涉及福建文化掌故,特别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同仁中闽籍闻人的情况,以及王云五的身世与进入商务印书馆的经过,更是外间所鲜知的佚闻,有可记者。

  上海商务印书馆在推动我国现代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上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我在未闻郑贞文谈该馆情况之前,即对其情况,略有耳闻。因为父亲刘季英在辛亥革命时,去日本小住一段时间回国后,即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我幼年时常听父亲谈及馆内的一些人和事。该馆创办人是夏瑞芳和张菊生(元济),后有高凤藻、陈叔道、李拔可(宣龚)等人加入。李为福建人,是有名的藏书家。以后总经理夏瑞芳被刺身死,说是因为他支持革命党。张菊生是编译所的所长,对职员考勤很认真,每天一早他就在编译所入门处看大家签到。入门处设有记时卡片机,地上铺一块铁板,脚一踏上,几小时几分钟即被打印下来,上班的人要在卡片上签名,迟到一分钟也要扣工资的。编译所的实际管理者则是副所长蒋竹庄(维乔),后来走了,换了常州人庄百俞(俞)。国文编辑是樊少泉(炳衡),还有一位庄叔迁(适)。英文编辑是邝富灼、周越然、平海澜。数学编辑是寿孝天。博物编辑是范云六(祥善)。我父亲是负责编农、工、商方面的教科书。该馆编辑出版的《小说月报》的主编是王西神,还有一位叫沈稼轩的年轻人,是主编的助手,曾来过我家,我幼年曾见过他,留个偏分头,我长大后才知此公就是沈雁冰(茅盾)。以上诸先生中,除了邝富灼是广东人外,都是江浙两省的人。

  郑贞文谈及他的进馆,是他自日归国后,由李拔可先生引荐进去的。1920年前后,张菊生任总经理,李拔可任副总经理,掌握人事大权,引荐不少闽人进馆。编译所人事亦起了变化,庄百俞由编译所副所长调棋盘街商务印书馆的门市部任经理,由朱经农继任副所长。《小说月报》主编王西神也离开了,由李拔可的女婿郑振铎接任,郑是福建长乐县人。《小说月报》原是清末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的发展,内容基本是《红玫瑰》、《礼拜六》一类鸳鸯蝴蝶派的作品。郑振铎接办后,改为新文学刊物,编载了不少进步的白话文作品,面貌焕然一新,引起社会注意,深得好评。总馆的庶务主任何公敢也是福建人。陆续进馆的业务骨干、闽籍人不少,这些人当时已多是社会知名人士。这一时期,以李拔可为首的闽人在馆中占有重要位置,对该馆拓展编译出版事业,都出了很大力气,因此,可以说,商务印书馆早期所取得的成绩和闽籍人的努力分不开的。

  郑贞文谈到王云五其人时,谈他的进馆有一段特殊情况。当时,张菊生、李拔可等老一辈负责人年事已高,精力已不继,势需物色一位能赶上时代潮流,又有编译工作组织领导才能的接班人。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会原瞩目于胡适之,拟聘他任该馆的编译所所长。胡适之要求先在编译所给他放一张桌子,他有空时去那里看看,六个月后再定去就。过了六个月,胡决定不就,却推荐了王云五。

  王云五此人起自民间,并没什么资历。童年家境清寒,其父在虹口某教会中学(可能是育才中学)校门口摆个香烟摊子。校中外籍传教士常去他摊子上买香烟等物,有时身上没带钱,就让其赊账拿走。如此多年,其父和传教士混得很熟,传教士同情他的生活清苦,问他有什么要求,愿意给予帮助。其父告诉他有个孩子十四、五岁了,人倒聪明,只是无力供他读书。教士们就决定免费让这孩子入学读书,并给他一些勤工自助津贴,其人就是王云五。

  那个年代我国海关的用人权力掌握在外国人手里,补充关员都从西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学生中考选。王云五中学毕业后,未能升学,就考入沪海关工作。海关的关员一般是一年干内班,一年干外班,某年有一起鸦片走私大案,被王云五查获,上司因其缉私有功,赏给三万元奖金。王云五人很聪明,盘算一下,若再在海关干下去,难免不受走私犯的报复,甚至性命不保,就借故辞职不干。恰好其时有一位旅沪多年的欧洲人,年老要回国,有不少西文书报要卖,并连房子出倒,王云五感到这是好机会,就花了一万元将书报连房子买了下来,改名王云五。找了二位年青人,编起《王云五大辞典》研究新检字法,即四角号码,出版后引起文化界的注意,从而认识胡适之,胡赏识王勤奋好学,且知识渊博,就向商务印书馆推荐王代替自己。王进馆后,果然发挥了他的才干。

  郑贞文还谈到王云五为人褊狭,不易相处。自他进馆后,早先拓业人多求去另就,闽籍几个闻人也先后离馆。朱经农首先跑去湖南作教育厅厅长,郑振铎也脱离商务印书馆受聘去当教授,何公敢也不干走了。郑贞文本人也因买稿的事与王意见不合,不愿继任,去厦门大学任教务长。自此上海商务印书馆与福建人的关系日趋淡薄。人事更迭,又是一番局面。

  王云五进入商务印书馆时,张菊生先生还健在,但他忙于搞他的古籍《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之类。王则搞他的《万有文库》、《王云五小丛书》、《国学基础丛书》、《四角号码》等,与张分庭抗礼。张菊生去世后,王就大权独揽,担任了总经理,自此,他长期成为该馆的负责人。至于以后王云五的言行去就,多有不足取者,那是尽人皆知的事了。

  以上郑贞文所谈王云五事,我父亲因在王入馆前即离馆他就,王的来历他当然不知道,常说商务印书馆大股东中并无其人,不知王是那里来的。当我听了郑贞文谈王云五其人后,才恍然,事实原来如此。

  (作者单位:福建师大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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