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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3884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鹏城华仔(2011/9/16 12:24:21) 最新编辑:鹏城华仔(2011/9/16 12:24:21)
叶挺
同义词条:叶洵,叶希夷
  
毛泽东曾当面称叶挺将军是“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
毛泽东曾当面称叶挺将军是“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
叶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和新四军重要领导人之一,是闻名国内外的军事家,他带领的独立团在北伐中被誉为“铁军”,他参与指挥南昌起义并出任前敌总指挥,参加广州起义时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中又出任新四军军长,后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他拒绝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写出了着名的《囚歌》以明志;抗战胜利后,叶挺获救出狱后被中国共产党重新接纳为党员,他与夫人李秀文以及秦邦宪邓发王若飞等同志在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1988年他被中央军委确定为36位开国军事家之一。

  叶挺(1896.9.10—1946.4.8),中国共产党党员,新四军的领导人,杰出的军事家,原名叶洵,字希夷,1896年9月10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四)生于广东省惠阳县周田村,先后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堂、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9年初在粤军中任支队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1年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时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孙夫人宋庆龄脱险;1924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同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由信仰三民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

  1925年回国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粤军)12师36团团长,独立团团长;随第四军12师师长张发奎参加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役,获“北伐名将”之美誉,第四军亦有“铁军”之称,北伐军占领武汉后,部队大规模扩编,升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南昌起义爆发后,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所属三个师中,一个师(蔡廷锴)率部叛变,亲率一个师在汤坑被薛岳打垮,另一个师自师长周士第以下全部团以上军官离队出走,只剩滇军老将朱德率800人坚持了下来,后来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火种。1927年12月只身潜入广州,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起义失败后,遭受共产国际的严厉批判,与党脱离关系,流亡欧洲,后到澳门隐居。1933年11月到福州帮助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在“福建事变”后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在香港加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以抗日为主旨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叶挺全家
    叶挺全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他虽未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坚持华中敌后抗战,虽与政委项英多次发生矛盾导致其出走数次,但在抗日大局以及周恩来的劝导下最终返回新四军军部;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的严重情况下,叶挺指挥部队奋起突围,浴血奋战8昼夜之久,在奉派与国民党军交涉时被扣押。

  叶挺将军严词拒绝了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婉拒了好友陈诚劝其前往缅甸御敌的请求,先后被囚于江西上饶,湖北恩施,广西桂林等地,最后移禁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他在牢房中书写《囚歌》以明志:“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6年3月4日,经中共中央多方努力,叶挺始获自由,他出狱后第二天即电告中共中央,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3月7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电告叶挺批准其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亲爱的叶挺同志”相称;4月8日,叶挺自重庆飞返延安,途中飞机失事,于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附近不幸遇难;同机的遇难者还包括叶挺的夫人李秀文和女儿叶扬眉、尚未取名的孩子“阿九”以及王若飞、博古(秦邦宪)、邓发等中共重要领导人。

  1988年10月,叶挺被中央军委确定的我军36名开国军事家之一;2009年9月,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叶挺被评为“新中国百位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叶挺生平大事记

人生早期

  叶挺年轻时留影叶挺,1896年9月10日生于广东归善(今惠阳)周田村一个农民家庭。7岁入本村小学读书,1911年入惠州府立蚕业学校。

  1914年12月,叶挺到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攻读军事知识。

  1918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1919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在福建漳州加入建国粤军,并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0年,孙中山命令建国粤军攻打桂系军阀莫荣新,黄皮径战役,叶挺一举击溃了四倍于己的敌人,声名大振。同年十月就任工兵营副营长。

  1921年,调任孙中山之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

  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部队炮轰总统府,叶挺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孙夫人宋庆龄脱险。 1924年,在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学习。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北伐期间

  1925年9月,回国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处长,旋调任第四军独立团任团长。

  1926年5月,率部北伐,担任先遣队,从肇庆、新会出发,向湖南前线挺进,讨伐吴佩孚。6月5日,独立团经过两天的战斗,攻占湖南攸县城,7月20日攻占浏阳。8月,攻占湖北咸宁汀泗桥。随后连克桃林铺、印斗山等地,8月30日占领贺胜桥。9月,率部围困武昌。10月10日,率部攻入武昌。叶因此被誉为“北伐名将”,所隶属之第四军也被称为“铁军”,此时,第四军军长为张发奎。

  1927年1月,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办公,国民革命军进行了扩编或改编,叶挺被任命为第二十五师副师长,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兼任第十一军副军长。

  1927年5月,夏斗寅叛变,袭击武昌。叶挺率部奋勇作战,打垮夏斗寅。

广州起义

  1927年8月1日与周恩来、贺龙、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起义军进入潮州、汕头地区,在寡不敌众而遭失败的情况下,叶挺等护送病中的周恩来转移到了香港。

  1927年12月11日,叶挺从香港回到广州领导广州起义,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

  1928年广州起义失败后经香港、马来西亚、日本至苏联。由于先后受到李立三、王明的无端指责而决定退出共党,加入由国民党左派邓演达、陈友仁、宋庆龄发起组织的“第三党”。先后流亡德国、法国等地,以翻译德文文章为生,成为素食主义者。

  1932年到澳门隐居。

  1933年11月到福州帮助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在“福建事变”后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1934年在香港加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以抗日为主旨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抗日战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1月出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被授予国民革命军中将军衔。

  1938年,叶挺亲率部粉碎了日军对皖南的“扫荡”,得到了蒋介石的致电嘉奖。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之后入狱五年。在狱中作《囚歌》:“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飞机失事遇难

  1946年3月4日,在多方面的努力下,叶挺获释,第二天,他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就得到了批准。叶挺参加了国共谈判三人军事会议。4月8日,他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遇难身亡,同机遇难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以及叶挺的妻子李秀文、五女儿扬眉和幼子阿九。

  死讯传出后,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词说:“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提词:“为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周恩来写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悼念文章。遗体葬于延安"四八"烈士陵园。

叶挺流亡生涯


  这位曾被毛泽东称为“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的名将曾经有过一段海外流亡生涯,而这段经历对叶挺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7年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发动了广州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在两天后失败。随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掀起白色恐怖,到处搜捕起义领导人。叶挺机智地化装成盲人,到了香港。

  叶挺到香港后,迅速和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当时,广州起义的消息已震惊全世界,许多香港报刊也发表文章,称颂这场伟大的起义。叶挺感到由衷地欣慰。但他没想到,在党的内部,迎接他的不是鲜花,而是批判。由于广州起义较为短暂,又损失较大,很多人都要求追究责任,结果叶挺受到不公正的处理,情绪一度十分低落。

  1928年春,叶挺接到党的通知,要他去苏联休养,同时讨论广州起义的问题。这个消息自然给苦闷中的叶挺带来了新的希望。他立刻假道日本,前往苏联。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虽充分肯定了广州起义的伟大意义,却没有给叶挺平反。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米夫听信了王明的谗言,对叶挺产生了偏见。于是,叶挺离开了莫斯科,开始了流亡西欧的生涯。对于此事,周恩来后来作了客观的评价:“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申冤。”

  以翻译德文为生,卖水果、青菜贴补家用

  离开苏联后,叶挺在德国和法国度过了5年时间。1928年秋,叶挺到了德国首都柏林。叶挺很早就想到德国学习军事。早在1916年,还在保定军校学习的叶挺就选修了德文,准备将来到德国学习。12年后,他虽然如愿来到德国,但此时的叶挺却没有了当年的豪情壮志。他甚至打算放弃自己的军事政治生涯,专心搞德文翻译。他还参加过德国一个提倡吃素的流派,专心吃起素来。

  初到德国时,叶挺的生活很困难,除了靠翻译德文,他还到处找些零工做,以贴补家用。在那段日子里,他卖过青菜、水果,帮人摘过果子,还在柏林等地开过小吃店,主要卖油条、烧饼和粥。顾客多是住在附近的华工,但谁也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伐名将。叶挺利用赚到的钱接济一些贫困的中国留学生和年老多病的华工,自己也买了一些德文书籍,其中光百科全书就有几十本。在此期间,他还曾到法国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

  1930年春,周恩来来到柏林,发现叶挺对革命失去了信心,与叶挺进行了促膝长谈,告诉他干革命不能考虑自我。周恩来的话对叶挺启发很大,旅居德国的廖承志等人也不断鼓励叶挺。1928年底,叶挺接待了一位老朋友、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黄平。黄平在广州起义后受的打击最大,处分也最重,但黄平却没有丧失对革命的信心,这使得叶挺的思想再一次受到触动。

  专心研究德国军事在家里搞爆破试验

  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叶挺逐渐摆脱了失败的情绪,他认识到,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个人的荣辱同整个革命事业相比算不了什么。此时,中国国内的革命形势也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后,星星之火逐渐向全国扩展。中国革命的前景振奋了叶挺,使他重新燃起了希望。他决定多学些本领,为回国重新参加革命做准备。

  当时,德国军队被称为世界最强大的陆军,为了研究德国军队,叶挺经常到图书馆等处翻阅报刊资料。他潜心钻研军事,希望回国后能派上用场。鉴于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叶挺重点研究了军事工程学和军事化学,他不断做爆破试验,经常把家里弄得一团糟。叶挺对军事的刻苦钻研引起了德国人的敬佩。一位德国军事家还送给他一根特殊手杖以示鼓励,这根手杖可以当作长剑和手枪使用,深得叶挺喜爱。

  1931年,国内形势的发展使得叶挺再也不能呆在国外了。当时,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三省,而蒋介石对日本一味退让,却不断调兵“围剿”红军。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使叶挺十分气愤,恨不得立刻返回祖国参加抗日。他每天翻阅大量报刊,密切注意国内局势。但远居海外,消息毕竟太少,也来得太慢。为此,他离开了德国,来到澳门,结束了海外流亡生涯。

叶挺与项英的矛盾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项英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虽经党中央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多次调解,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后来皖南事变悲剧的酿成,与新四军最高领导层的失和不无关系。

  新四军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干部叶挺,在新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他作出的决定没有大权独揽的项英的点头是无效的。这样,叶挺、项英二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叶挺、项英二人在新四军创建初期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他们在新四军的改编、组建、集整训等工作中,有过密切的配合。这一时期,他们的分工很明确,叶挺主要管外,跟国民党打交道,争取港澳和海外侨胞的支持,军内工作则侧重军事训练、作战指挥。项英主要管内,与党中央、东南分局的直接上级长江局打交道,军内主要抓干部配备、党的建设等。

  叶挺、项英的分歧,是从怎样执行党中央有关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的。叶挺认为这一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非常正确,应该及早执行,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令叶挺最难以接受的是,对这类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的问题,项英在与中央磋商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他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好像这是什么“党内机密”,对他这个“党外人士”和“统战对象”需要保密。叶挺的处境是困难的,正如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的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颇多微词。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色制式军装。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制式军装不下身,隆冬时节也只是穿一件旧棉大衣。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军部领导同志、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国民党三战区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以及随他来新四军工作的老朋友一起聚餐。项英也被邀去吃过一两次,但后来感到“不妥”,就再也没去过。项英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叶挺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性格极倔强的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服从中央李立三和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压制,愤然脱党出走,就是这种性格的典型反映。叶挺的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也有过,项英也知道毛泽东、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可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所以在新四军中出现了军长的命令,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

  毛泽东曾多次致电项英,提醒他“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指挥交由叶挺来办”,“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态度”,“请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

叶挺与高敬亭之死


  1939年春,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相持阶段。4月底,叶挺、邓子恢、赖传珠等从皖南军部出发渡江北上,到达四支队留守处所在地舒城县西蒋冲。叶挺等人一到西蒋冲就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四支队必须向敌后、向皖东发展的指示。会上高敬亭举手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会后5月中旬,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赖传珠、邓子恢分别担任指挥、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叶、张、邓等人于5月22日东进八团驻地青龙厂。四支队主力除八团已东进敌后外,七、九团继续东进。

  这时,高敬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命令正在东进途中的七团、九团停止东进——恰恰祸不单行,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逃跑叛变,投靠国民党桂系顽军。

  叶、张、邓等人在未报请中央同意的情况下一边发动部队展开批判“杨、曹叛逃事件”,一边决定将随后到达青龙厂的高敬亭拘押审讯,在部队中展开批判高敬亭的“反高斗争”。

  6月21日致23日,在青龙厂附近的一个大树林里连续3天召开有近千名指战员参加的公审高敬亭大会,邓子恢主持大会决定对高处以死刑并报国共两党中央;6月24日,江北指挥部根据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所谓“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电报将高敬亭处死,由叶挺带到江北的警卫班执行;高敬亭屈死青龙厂,年仅32岁。

  中央发现了新四军在处理高敬亭问题上的失误,对此提出了批评。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事后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叶挺在得知中共中央曾有“对高采取过渡办法”的指示后心情十分沉重和后悔,一再说:“迟了!迟了!”张、邓二人在一次新四军军部会议上讨论到这一问题时,都主动承担了责任。

  叶挺军长仅依据个别人的诬告,就以“违令”罪名将高敬亭拘捕。事后瞒过新四军实际领导人项英和延安的我党中央,直接向蒋介石请求处死高敬亭(这是这位“北伐名将”的最大失误)。蒋介石可能一生中再也没有象这次这样痛快地答应了:“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刑照准。”事后,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私下强烈地谴责了叶挺的行为,但为了大局,无论是新四军内部还是我党中央,都默认了叶军长杀害革命功臣、革命英雄的无法原谅的过失。可是这个事件却使新四军的正副军长之间形成了永远也无法磨灭的裂痕。

  高敬亭的错杀与叶挺等人积极执行极“左”的“肃反”政策是分不开的;但是高敬亭在鄂豫皖根据地恰恰也是一个积极执行“肃反”政策的领导人,他的肃反,使他养成了“一言堂”的习惯,使鄂豫皖根据地造成很大的损失,由于他的个性也直接致使他成为了下一个肃反的对象。

叶挺之死真相


  所谓“真相”

  “四八”空难的事实真相是什么样的呢?当时亲自参加密谋的军统特务、已经隐居台湾多年杜吉堂在临死之前,终于道明了真相,让此事大白于天下。

  在1945年国共商国是的时候,国民党反动当局没有诚意,不仅在军事上破坏合作,而且在各个领域派了大量的特务破坏我党开展工作。1946年4月,我党将博古、叶挺等一些重要的人物从重庆送往延安,而这次转移却被国民党的军统特务盯上了。王平虎,是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在他接到上面的通知派出飞机后,知道了乘坐飞机的有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马上电话通知远在南京的顶头上司。国民党当局得知这次飞行有我党重要的领导人物,为了破坏我党的工作,打破国共两党谈判的和谐氛围,制造事端以麻痹我党的谈判,于是军统特务就对这次飞行进行了精密的暗杀行动。

  军统的头目直接找到当时在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杜吉堂知道这次暗杀行动的重要性,其对象都是中共高级领导干部,因此也十分慎重。他找到其下属有关特务骨干,商议如何使这次行动做的漂亮又不容易被察觉。其中有个略懂飞机构造的特务就说:破坏飞机的飞行仪表,使飞机迷航,自然会坠落,岂不是万全之策。于是这帮罪恶的黑手,开始了他们的罪恶之旅。首先,他们找到在调度科任科长的王平虎,查到所担任飞行任务的C-47运输机的飞行记录和档案材料,同时让王平虎安排人员在飞机飞行前的例行检查中做手脚。杜吉堂找到了其手下的特务懂得机修业务的杨耀武,让其假装成机修人员,混到检修的队伍里,在检修过程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

  4月8日,飞机上午准时飞离了重庆,首先要飞到西安进行加油和休息。在重庆飞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尽管有着3000小时飞行时间美国飞虎队飞行员觉察到稍许异样,但并没有多大的障碍,其实当时飞机飞行的高度有偏低的。在西安休息加油后,飞机继续向延安方向飞去。而此时的天空下起了冰雹并刮起了大风,严重的影响到了飞行,在这种情况下,杨耀武放的磁铁开始发挥更大地作用了。导航系统首先失去了作用,使飞行处于迷航状态,飞行方向不能得到保证,本来从西安飞延安应该是一直向北飞行,可是飞机却飞向了东北方向,向山西兴县飞去,甚至飞到了黄河以东的黑茶山,飞机就偏离了航向,可见特务的磁铁发生了作用了。而当时的情况是黑茶山地区山上在下雪,山下面下雨,能见度比较低,但是,黑茶山高度才2000多米,C-47运输机的正常飞行高度在6000米以上,作为一个资深的飞行员,也不太可能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可见,在高度表上的磁铁也发挥了作用。就这样,搭载我党我军众多高级领导的C-47在一个特意的阴谋安排下发生了事故,多年来其真相鲜为人知。

  “真相”揭秘

  本文作者:秦铁(秦邦宪之子)

  “四八空难”发生后,新华社当年发的消息定性为“失事”。

  1956年,叶挺的儿子叶正大从苏联留学回国,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家里宴请他。席间,周恩来曾告诉叶正大:当年我们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做的手脚,但是没有证据。后来中共方面向国民党政府和军调处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以后凡是中共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坐飞机,一定要有一位国民党的将领陪同。国民党方面也答应了。

  2006年,某家报纸发了篇文章,说“四八空难”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一手制造的。文章称,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王平是军统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他得知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要坐飞机时,向南京的顶头上司报告,军统方面安排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执行此次任务。他们派人假装成机修人员,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最终导致了这场空难。隐居台湾多年的杜吉堂在临终前,最终吐露了隐藏多年的真相。

  当时很多媒体和网站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叶正大在广州也看到了。他到北京来治眼睛的时候,把我和我哥、王若飞的儿子王兴、邓发的儿子邓北生一起叫到他的住处。正大大哥说:“事情过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水落石出了,军统特务死前告诉媒体,是他们干的。”正大大哥提议我们出面给中央写份报告,然后在“四八”烈士墓前立一座两个军统特务跪在他们面前的雕像,就像岳飞庙里的秦桧夫妇一样。

  但是我们几个人商量后又觉得,还是应该把事情搞得更清楚一些为好。当时《新华每日电讯》也发了这个消息,我们找过去,对方告知:原始消息不是新华社发的,因为2006年是叶挺诞辰110周年,所以他们就在4月8日那一天,转了这条报道。我们几个人分头查找写这篇报道的最原始出处,但是都找不到。而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询问,答案都是根本没有“杜吉堂”这个人。

  其实这篇文章漏洞百出:其一,国共会谈期间,彼此行动都是透明的,父亲他们离开重庆,报纸都有公开报道,国民党一些官员还到重庆机场送行,所以所谓国民党特务刺探到了这一条情报,是无稽之谈。其二,驾驶这架C-47的是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我想国民党特务不会有如此胆量,连美国人也一起害吧!

  所以应该说,“四八空难”还是场意外。

  2005年的时候,我专门重访了父亲当年失事的地方——山西兴县黑茶山,那是一座2400米的山。我在山脚下的庄上村,找到了当年参加寻找飞机的民兵队队长张根儿。老人家向我回忆:那天天气很不好,山上下着雪,山下下的是雨。下午两三点钟,有人听到巨大的飞机轰鸣声,然后看见一架飞机沿着黑茶山下的一条大沟,低空飞来,离地面非常近,好像是紧贴着树梢飞了过去,紧接着是剧烈的爆炸声。雨停了后,村里一些年轻人上了山,看到有一架飞机斜躺在一块凸出的巨石前约20多米的山坡上,飞机残骸四周的树木都被烧光。飞机机头朝上,螺旋桨已经摔断,飞机的碎片,还有文件纸片散落一地。

  当天晚上,村干部们开会讨论此事,因为分不清敌我,大家决定第二天一早上山把尸体掩埋掉。会议开到一半,有干部匆匆赶到,告诉大家有一架载有重要领导和高级干部的飞机失事,正在寻找。黑茶山的民兵们得知此事后,吓了一大跳,庆幸没有掩埋掉那些遗体,否则就出大问题了。

  原来,4月9日凌晨,美军观察组来电话:C-47失踪了,既没有到北平,也没有回重庆。他们准备派两架飞机到延安附近搜索。任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的杨尚昆立即将这一消息向毛泽东及中央其他领导做了汇报。中共方面给所有解放区发了电报,让军民们协助查找飞机。

  第二天一早,黑茶山的50多个民兵们重新上了山,在失事现场附近,捡到了一个椭圆形的印章,虽然已被烧得一塌糊涂,但是依稀能辨认出“中共重庆办事处证章”的字样。除此之外,还捡到了两枚印章,一枚写着“秦邦宪”,另一枚是“黄齐生”。

  贵州籍的黄齐生先生是一位非常着名的教育家,不但与黄炎培、马寅初、柳亚子是很好的朋友,国民党的何应钦等高官都曾是他的学生;国共重庆谈判时,黄齐生本来不需要去的,但他认为自己在国民党统治区有不少人脉,可以做些工作,就随王若飞去了重庆,没想到一起遇难;父亲的政治秘书刘祖春临行前还问我父亲:“需要我也同去吗?”父亲想了一下说:“过几天我就回来了,你就留在这里吧。”这句话,救了他一命。

  4月11日,晋绥军区政治部派来了裴周玉调查飞机失事原因。当时一致认为,因为当天延安气候恶劣,飞机准备返回西安。由于能见度差,加之飞机的导航设备比较差,在返航途中迷失航向,误入山区。为了寻找地面目标,飞机降低飞行高度,在浓雾中撞山爆炸坠毁。

  失事的飞机上,包括机组成员在内一共有17个人。可据老人回忆,比较完整的尸体只有3具。晋绥分区陆续来人辨认遗体,当时也没有先进技术,只能通过其他一些方式来辨认。因为父亲高度近视,常年戴眼镜,所以眼眶附近有一道很深凹痕的那一具,被确定为博古;还有一个脸部有白胡子根楂,就确定为年龄最大的黄齐生;剩下的一个是叶挺。

  老乡们回忆,黑茶山地势很陡峭,他们费了很大力量才上了山。因为怕白天温度太高,他们就在晚上搬运灵柩,有时因山路太窄,二人不能并行,一个人背着棺材爬着前进。

  灵柩运到岚县机场后,当时美国方面要求先运送那4位美国机组成员的遗体,但被中共方面拒绝;后来国民政府从重庆派来了两架飞机,一架运送中共方面的遇难者,另一架运美国人;第一架飞机降落到了延安机场,第二架在空中盘旋两圈后,飞到重庆。

  叶正明回忆父亲叶挺

  “父亲是个军人,从表面看他是有些不苟言笑,沉静的。在部队、在战场上可能就更冷峻,但这些情况我们孩子并没有看到。但他对特务很强硬,有时质问斥责起来口气很凌厉,这种感知我们有。”

  关于父亲的严厉冷峻,叶正明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给他们讲过,在鏖战激烈险恶的时候,他自己拿着手枪往前冲,并亲自参加督战,谁临阵退却就枪毙谁,他自己真的亲手枪毙过人。

  他记得父亲具体讲的是在北伐战争中攻打汀泗桥、贺胜桥的时候。两仗都是敌守我攻、敌众我寡的恶仗。部队里有些人是第一次上战场,见到这种枪林弹雨、血流漂杵的阵势,胆寒后退是完全可能的。但在那种情况下你不严峻,不采取非常手段,就压不住阵势,就不可能夺取战斗的胜利,也就不会有“铁军”的响当当称号。

  然而不是在作战的情况下,他就比较和蔼温和了。在叶挺身边当过参谋的颜并南就回忆说:他刚到军部的时候,不会标画地图,老怕挨上级的“克”。一天他正哆哆嗦嗦地画图,来了一位首长。当首长得知他不会画图,便手把手地教他,不仅教会了他画图,还给他讲了标画地图的重要意义。首长走了,他一问其他参谋,才知道教他画图的就是叶挺。与他原来想象的威严的军长大不一样。

  “如果渐渐地和你熟了,父亲还会和你讲一些知心话,这时的他就变得非常体贴,和蔼慈祥。像后来我们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用很多时间陪我们,和我们讲他过去的经历,讲他知道的事情。我们因为对他的经历和他所知道的事也不了解,提问常常是东一句、西一句的,他总是不厌其详地给我们解答。”

  但总的来说,叶正明等孩子对自己的父亲了解还是有限,一来是在父亲身边的时间毕竟不长;二来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尚未成人,许多事不能理解。

  “1962年的一礼拜天,周恩来总理把我们叶家在北京的三个孩子都找去,到西花厅吃饭。那时我们都成家了,所以都带着家属。席间拉拉杂杂谈了许多话,突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关于你们的父亲,由于你们那时年纪小,所以根本不了解。我想等个你们几个兄弟都能集中起来的时候,我来给你们讲讲你们的父亲。有人说他有一个时期脱党,实际上他是被共产国际开除了党籍。那天周总理开了个头就刹住了,我们很想听他给我们讲讲父亲的事,但是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不都在北京,一直也没有集中在一起。再后来,‘文化大革命’发生,永远地失去了机会。”叶正明说到这儿流露出惋惜和遗憾。

  “我父亲出狱后,第一个提出的请求,就是马上加入共产党。他摆脱囹圄的第二天一早,就提交了一份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文:‘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

  由于叶正明是叶挺生命最后阶段,生活在他身边年纪最大的孩子,他对自己很长时间没有为留下父亲历史的文字记载做更多的工作,感到由衷的愧悔,因此现在很愿意静下心来做一番追溯,集腋成裘,搞出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口述甚至文字的东西。我们真心希望他能如此,这样,我们也能从他这里听到更多有关叶挺的故事。

叶挺纪念馆


  广东惠阳叶挺纪念馆

  坐落在中国广东惠阳淡水镇,在1991年9月10日举行揭幕典礼。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题词是:“北伐名将,抗日英雄,铁骨铮铮,浩气长存。”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题词是:“叶挺同志一生为正义,光明奋斗不屈不挠,我对他无限崇敬!”国务院总理李鹏的题词是:“学习和缅怀叶挺将军的革命斗志和历史功勋。”

  叶挺纪念馆是1986年4月8日奠基的。建筑面积一千五百平方米,馆名由叶剑英元帅题写,纪念馆正中大厅是叶挺的半身石像。纪念馆根据叶挺的生平分为:出身农家,从戎救国;赴法深造,编练新兵;北伐先锋,保卫武汉;举旗南昌,再战广州;领导抗敌,卓着勋劳;皖南浴血,铁窗铮骨等七个部分。

  湖北恩施叶挺将军囚居旧址纪念馆
  湖北省恩施市叶挺将军囚居旧址纪念馆位于叶挺路112号,占地总面积3000平方米。它是1983年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由恩施市筹资21万元,于原址处按原样修复而成的叶挺将军囚居旧址,并增建了纪念馆,于同年12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1992年12月和1995年3月,先后由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恩施是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

  “皖南事变”中遭国民党无理扣押和非法拘禁的叶挺将军曾两度被秘密软禁于这里,历时2年之久,是叶挺将军被囚禁时间最长的地方。1942年底,叶挺将军从四川重庆押解到恩施时,被软禁在城东门“民享社招待所”(今三义宫38号),二三个月后,陈诚为了表示对叶挺的“宽松”和“自由”,且又易于看守,便选中后山湾这栋民房,将叶挺迁移于此软禁。1943年8月蒋介石将叶挺转押广西桂林,次年1月又押至恩施,仍囚居于这栋民房,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被押至重庆。在叶挺将军囚居恩施2年间,其夫人李秀文,子女叶正明、叶华明、叶扬眉先后到此同住,经陈诚特许,其子女都得以在恩施上学读书。

  在囚禁恩施期间,叶挺将军通过开荒种地,饲养家畜,培植茶园,改善自己的生活,并经常接济附近的穷苦百姓。当人们获知他就是战功显赫的新四军叶挺军长,都深感惊愕,更加钦佩敬重他了,而且都喜欢和他聊天,交心谈心,听他讲抗日道理。如今,在叶挺将军纪念馆的展厅里,不仅陈列着叶挺将军当年开荒种地的挖锄、薅锄、镰刀等农具,还展设有将军手捧雏鸡与农民交心谈心的照片。

叶挺故居


  叶挺故居是中国广东省惠州首个获得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惠州市惠阳区;惠州市爱国主义和党史教育基地。

  叶挺故居是叶挺的祖父叶沛林所建,到上世纪90年代时,房子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故居里摆设了150多件珍贵的照片、实物、文物,大致概括了叶挺的一生。于1978年被列为惠阳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2001年9月开始对叶挺故居进行修缮,并于2003年5月完工,同年9月重新开放。

  叶挺纪故居自开放以来,成为惠阳区及周边市、县的学校、机关、厂矿、部队、党组织等单位的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党史和军事教育基地。

  相关部门于2001年9月开始对叶挺故居进行修缮,2003年5月完工,同年9月重新开放。

叶挺诗作《囚歌》


  《囚歌》改编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课文)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囚歌》原文版

  (根据作者手迹抄录)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

  那一天——

  地下的烈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六面碰壁居士

  皖南事变后,叶挺拒绝蒋介石的殷切拉拢和所谓“优待”后,被先后囚禁于湖北恩施、重庆和广西桂林等地,这首诗就是写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楼下第二号牢房墙壁上的。

  叶挺的家庭成员

  1925年,叶挺与李秀文结婚。

  长子:叶正大

  二子:叶正明

  三子:叶华明

  四子:叶正光,媳董桂芝。

  八子:叶启光

  大女儿:叶剑眉

  小女儿:叶杨眉(周恩来曾认其为干女儿)

  幼子:叶阿九

  孙子:叶大鹰(著名导演,作品有《大喘气》、《红樱桃》、《红色恋人》等;并在徐静蕾导演的电影《我和爸爸》中扮演“爸爸”一角。)

“铁军”叶挺独立团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通称叶挺独立团),1925年11月21日在肇庆成立,全团2100多人,共产党员叶挺担任团长,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第一支正规部队。担任北伐先锋,被誉为“铁军”;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叶挺独立团是北伐战争中的左路军急先锋。1927年8月,朱德、陈毅、叶挺、贺龙等率领北伐军三万多人,打响了南昌起义的第一枪。10月,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随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队长是朱德,政委是陈毅。1928年1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师长仍然是朱德,政委仍然是陈毅。1928年8月,改编为红四军28团,团长是林彪,政委是何挺颖。1929年2月,又改编为红四军第一纵队,队长一直是林彪,政委是陈毅。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叶挺独立团也是开路先锋;1935年5月红二连22名勇士飞夺泸定桥,强渡乌江天险。6月12日翻越夹金山。又用六天六夜开辟出草地通道。9月17日攻打腊子口,夺取哈达铺;抗日战争中,叶挺独立团一直是八路军的主力部队;1937年参加平型关大战,痛击日寇;1945年攻打淮安,歼灭吴清泉;1946年4月,四平保卫战;1948年10月,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解放天津;继续挥师南下,1950年解放海南岛;1951年广西剿匪。

  1979年,是参加广西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雄部队。1984年到1985年,是老山、者阴山的铁军雄狮;1998年8月,紧急奔赴长江洪湖地区高桥闸堤段投入抗洪抢险,被誉为“铁军铁人铸铁堤”……

叶挺长子叶正大中将:父亲的生死“游戏”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叶挺将军的这首《囚歌》,很多人都耳熟能详。殊不知,他的原诗以“六面碰壁居士”落款,这正是他对当时处境的形象写照。皖南事变后,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遭到国民党长期的无理拘押。一首《囚歌》,浓缩着他对牢狱生涯的体验和对生命、自由及尊严的悲壮思考,每一句诗都有着沉甸甸的份量。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叶挺的长子叶正大中将,也已是一位80岁的老人。

  见到叶老时,他正坐在笔记本电脑前,摆弄着各种高科技电子产品。80G的iPod播放器,电脑手写板……用得得心应手。播放器里存着上百首歌曲和最新的电影大片,叶挺夫妇的照片和资料也保存在此。桌上有几份电脑报,这是叶老最常看的报纸,已经连续订阅了十几年。只要报上介绍什么新鲜玩意儿,他都要抢先试一把。

  叶正大是我国第一批航空专家,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制造系,是我国飞机设计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叶老承认,他和父亲一文一武,性格差异很大:“父亲是典型的军人脾气,充满刚性,打起仗来英勇善战。而我搞了一辈子研究工作,默默耕耘。”

  回顾家族的历史,叶老流露出无尽的感慨:“你们生在和平时期,长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时代,是多么幸福。虽然现在也会面临很多诱惑和选择,但你们无法体会,如果生与死、富与贫、安居乐业与颠沛流离的种种考验同时摆在面前时,你该如何抉择?”

  叶老的话,暗含着父亲叶挺一生的艰难旅程。

  卖油条烧饼的北伐名将

  1896年叶挺出生在广东惠阳,从小家境贫寒,他的父亲甚至漂洋过海到马来西亚,给当地的种植园主打工。叶挺曾眼睁睁看着两个小妹妹被卖给别人做童养媳。他就痛下决心,要改变命运。

  叶挺15岁读中学时,辛亥革命爆发,他因带头剪辫子而入狱,幸好没多久就被放了出来。之后,他考入蒋介石曾就读的全国最高军事学府保定军校。受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影响,他开始向往革命。

  1922年,叶挺任孙中山警卫团二营营长。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一位“白衫绿裙的女子”相恋。她就是叶正大的母亲李秀文,一位澳门的大家闺秀。李秀文的父亲曾在清朝作官,为人直爽。看到女儿相中这么个穷小子,他放言,要娶他的女儿有个条件:必须当上团长;女儿出嫁时,他会把自己的家产全部卖掉,当作女儿的嫁妆。

  3年后,29岁的叶挺果然当上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他如愿以偿地与18岁的李秀文结了婚。叶正大告诉记者:“姥爷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他给了母亲一大笔嫁妆。后来父亲出任新四军军长时,母亲变卖了一批首饰,为他买了3600支枪,送给新四军。”

  1926年北伐战争中,叶挺率领独立团在湖北的两次战役中击溃军阀吴佩孚主力,获得了“北伐名将”的声誉,他的部队也被称为“铁军”。然而1927年11月,叶挺作为总指挥发动的广州起义,却以失败告终。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听信王明的谗言,对叶挺产生了偏见。叶挺是个有血气的军人,此事如放在其他将领身上或许能一忍了之,而叶挺却一气之下出走西欧,与党失去了联系。

  叶挺先后在德国和法国度过了5年时间。叶正大告诉记者,谁也无法料想,当时的叶挺卖过水果蔬菜,还在柏林开过小吃店,卖油条、烧饼。顾客多是住在附近的华工,谁也不知道这个炸油条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伐名将。

  1930年春,周恩来到柏林,与叶挺促膝长谈。1931年,国内形势的发展让叶挺再也呆不住了。当时,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三省,而蒋介石对日本一味退让,却不断调兵“围剿”红军。“父亲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十分气愤。他每天翻阅大量报刊,密切注意国内局势。但远居海外,消息闭塞。所以,他索性离开德国,回到澳门,结束了海外流亡生涯。”

  对于叶正大和他的弟妹们来说,澳门的那段生活经历,是他们全家最宝贵的幸福记忆。“只有在澳门我们全家聚得最齐。母亲当时已经生了7个孩子,一家人常去野餐、游泳、拍照。父亲那时就是一个摄影发烧友了。他从香港买来暗房器材,自己在家里冲洗胶卷。那时我们全家拍了很多照片,现在看来,还照得很有艺术性。”叶正大笑言,作为父亲的模特,他可没少在父亲的作品中露面。

  在那段时间里,蒋介石不断派人拉拢利诱叶挺,但均遭拒绝。叶正大还隐约记得,一次父亲勃然大怒,批评他的侄子叶钦在国民党里混饭吃的做法,认为就是回家种地,也比去国民党那里干净。“父亲的共产主义信仰非常坚定,即便在德国,他也只是赌气,心里仍旧放不下共产党,时刻牵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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