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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4800 次 历史版本 3个 创建者:鹏城华仔(2011/9/16 11:41:05) 最新编辑:bbq(2011/11/11 14:21:44)
康有为
拼音:Kāng Yǒuwéi(Kang Youwei)
同义词条:康祖诒,康广厦,西樵山人,天游化人,康南海,南海先生
康有为照片
康有为照片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后又号更生,别署西樵山人、天游化人。他于1858年出生于中国广东南海丹灶镇苏村一个衰落的地主官僚家庭,后人因此尊称他为“康南海”或“南海先生”。卒于1927年,享年70岁。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学艺术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康有为,清末“戊戌变法”的主要发起者。

  清代“碑学”书法的积极响应者和亲身实践者,是继包世臣后又一大书论家。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

基本资料


  姓名:康有为
康有为
  康有为


  性别:男

  出生年月:1858~1927

  籍贯:湖南善化(今长沙)人

  民族:汉

  享 年 : 69岁

  死 因 : 食物中毒

  最后的话 : 中国无我立锥之地了,但我是不能死在外国的。

  主要思想 : 未来世界,公有制将取代私有制,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人生理想 : 推行君主立宪制,展望世界大同。

康有为简介


  
康有为(1860年,英法联军随军摄影师拍摄的照片)
康有为(1860年,英法联军随军摄影师拍摄的照片)
康有为(1858-1927),清光绪年间进士广东南海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后又号更生,别署西樵山人、天游化人。他出生于广东南海丹灶镇苏村一个衰落的地主官僚家庭,后人因此尊称他为“康南海”或“南海先生”。

  在“西学东渐”的年代,青年康有为博览群书,开始了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艰苦历程。从1888年至1898年,康有为先后7次上书,设计了一个以君主立宪为主体的救国方案。其间,康有为与维新派人士还在全国各地组织学会,建立学堂,创办报刊,广泛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在其影响下,光绪皇帝于1898年6月11日宣布正式变法。是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囚禁光绪,并下令捕杀康有为等维新志士。“百日维新”湮没于血泊之中,但它作为一场政治、思想启蒙运动却青史长存。

  此后,康有为开始长达16年的海外流亡生涯,但始终没有停止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案。然而,由于未能随历史潮流前行,康有为在海外组织保皇会,并在1917年直接参与“张勋复辟”的丑剧,写下一生中的最大败笔。1927年3月21日,康有为病逝于青岛。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康有为。”

康有为生平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康有为作品
康有为作品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着《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后因慈禧太后的干预,维新运动失败,其具体细节目前尚有较大争议。

  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软禁,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被杀,康有为逃往日本,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为获得国际支持,他曾游历列国,会见欧洲各国君主。

  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1917年,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

  康有为晚年始终宣称忠于清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到溥仪居住的静园觐见探望。

  1923年,康有为迁居青岛汇泉湾畔,购宅居住,题其宅为“天游园”。后其几个子女在青岛读书时也都居住在此。初居青岛时,有意兴建大学,并拟好大学章程,后因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先行一步而作罢。晚年,为青岛的优美风光写下了不少诗作,其若干诗词刻石已成为崂山景点的组成部分.

  1927年3月8日,康有为在上海做毕70大寿,于21日抵青岛。30日晚,一位广东同乡请他吃饭,未终席而腹痛,翌日身死异乡。

  康有为以其所处的时代,先行看到了国家的危机,并进行了大胆尝试,为孙文领导的辛亥革命做了实践上的指导。

康有为经历


  康有为(1858 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长素、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近代着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主要着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陈千秋、梁启超协助编纂 )、《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欧洲十一国游记》、《广艺舟双楫》等。卒年七十。

  康有为最早的教师是他的祖父康赞修。他十九岁时拜南海九江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康赞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学,因此,康有为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他对理学也不赞成了。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他游了一次香港,使他大开眼界。以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着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而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这当然是荒谬的,因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在从容不迫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1895年~1898年,康有为积极地进行了变法实践。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通过了这个万言书。5月2日,这份万言书送交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这次会试中,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以后,康有为又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光绪皇帝对康有为提出的问题,很受感动。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

  为了组织和发展维新派力量,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顽固派的投降卖国。这就惹怒了李鸿章等人,他们下令封闭了这个学会。在这个学会被封闭之前,康有为已感到形势紧张,于同年11月离京南下在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不久也被封闭。1897年11 月,德国出兵占胶州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1898年3月,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保国会。在成立大会上,康有为慷慨陈词,说:“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康有为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保国会员很快发展到数百人。这就引起了顽固派的恐惧和诽谤。有人上书大骂保国会是“名为保国,势必乱国。”有的人还上书弹劾,准备对康等进行查究。只是光绪皇帝说了“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才算作罢。不过从此以后,保国会的活动也就很少了。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通过组织学会,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动员了群众,扩大了变法维新的影响。

  改良派还通过发行报刊进行舆论宣传。1898年强学会成立时,康有为就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开始印一千份,后来加印三千份。当时许多官员都能看到,一时在朝廷内外影响甚大。同年,康有为又在上海组织发行了《强学报》。改良派通过报纸,动员力量,扩大了自己的阵地。

  康有为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实践,在社会上名声很大。光绪皇帝准备召见康有为。但是,由于顽固大臣从中设置障碍未能成功,光绪皇帝下令说,以后康有为如有奏折,即日呈递,不得阻拦。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实行新政,“变法自强”。五天以后,光绪皇帝正式接见康有为,并赏给六品衔,任“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同时给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力。不久,梁启超、谭嗣同也都在政府中任了职。这样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总算参与了变法维新的机要。在三个来月的时间里,他们根据皇帝的授意,发布了不少实行新政的诏书,如设立学堂、提倡一定的言论自由、奖励发明创造、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改革财政等。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像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顽固派慈禧太后等人手里。正当康有为等踌躇满志的时候,顽固派一个反扑,发动“戊戌政变”,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绪皇帝被囚禁,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戊戌变法运动,前后不过百天,历史上又称“百日维新”。

  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运动固然有其进步意义,但其失败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他们害怕群众甚至敌视群众。他们主张变法,但却反对革命。康有为认为 “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他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把革命描写得十分残暴吓人;“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以后还死抱住保皇的主张不放,坚决反对革命,最后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同时在袁世凯提出祭孔的时候,康有为致电黎元洪、段祺瑞,提出祭孔要行跪拜礼,叫嚣“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为?”

康有为思想与贡献

个人思想

  康有为的理想和政治主张主要在他撰写的《大同书》中得到体现。

  近年对于康有为的历史地位存在着较大争议。由于维新变法后各派人士的自述常常出于政治宣传目的而颇多不实,使得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存在很大困难。这里引用《论康有为政治思想的根本属性》(王建辉着,安徽师范大学2008年度“学术月”论文一等奖):“19世纪末的中国,是封建社会的末期,但不能据此就套用理论,给这一时期的这个变革定义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给那个运动解释为资产阶级革命,更不能因为客观的进步作用而不正视变革康有为主观的落后性。带理论去分析历史是一种方法,客观分析历史得出新的理论是一种研究。制度的变革除了经济基础的推动,也需要文化上的适时更新。经济基础的形成有时并不能快捷直接的促成上层建筑的飞跃。近代,随着资本主义渗入,19世纪四五十年代已经出现了工人的队伍,六七十年代形成了国内的资本主义力量。并且,之后在“一战”中迎来短暂的春天。但当时这个资本主义力量作为推动上层建筑的革命是不够的。况且在依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氛围下,把戊戌变法定义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是可疑的。作为这场革命指导理论的康有为政治思想也是以儒家教义为主导的封建文化中的一部分,只不过这一个部分孕育了一定程度上的反叛精神。”(仅供参考)

赋税思想

  康有为是19世纪末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着名代表康有为,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主张变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他认为赋税政策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减出口之税以扩商务“。他猛烈抨击了厘金税,认为它既不利商,又不利农,也不利于国,必须予以裁撤。他说”内地害商之政,莫甚于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指出厘金“内之务农工之源,外之损富商之实。既以筹款计,亦徒中饱吏役,而国不受其大益”。他主张通过征收印花税等开辟财源,同时举办银行、邮政等国有事业,用以代替厘金税。康有为认为商兴才能国富,统治者必须“保商”,而保商的关键在于轻税。指出“我国向者误于抑末之说……乃惟重租税以困辱之。至于吾商出口之税,重于外商人口之税,此与各国保商之道相反,商务安得不困?”康有为的轻税思想在后期发展为无税论,在《大同书》里他主张’公中更未尝向一人而收赋税,扫万国亘古重征厚敛之苦。“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超越现实的空想。

个人贡献

  历史不能重演,但不同的历史时代却可能有相似的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与今天一样,都处在社会政治与法制的转型时期。因此,研究过去100年宪法思想的发展,对今天的宪法学和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康有为是清末民初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他领导了中国知识界的启蒙运动。先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其后,他以上书和进谏的方式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康有为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思想家敢于像康有为那样把他们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建议和设想反复向皇帝提出。在我国历史上,他首次倡导了政治体制上的中西结合,最早在中国提出了立宪政体,并提出了具体的宪政方案:兴民权、设议会、进行选举和地方自治,在坚持儒家传统和帝制的前提下,逐步学习西方的立宪经验。康有为的立宪思想有很多保守的成份,但作为我们民族思想文化成果的组成部分,仍然应当重视。

  康有为对中国宪法发展的贡献

  康有为是中国第一批探索宪政的人 ,他的立宪思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依宪治国观念的引入到戊戌变法以前 ,中国的封建制度存留长达 40 0 0余年 ,不可谓没有法 ,也不可谓没有“依法治国” ,但是法自君出 ,权尊于法 ;法律作为一种统治工具 ,拘束臣民而不拘束君主 ;引礼入法 ,以家族为本位而维护封建等级制。当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相继建立 ,自由、平等、博爱等人权概念在 1 9世纪末传入中国之时 ,中国仍然是一个皇帝“口含天宪” ,君权至上的社会。康有为第一次提出了包含限制君权意义的法律概念 ,即宪法。他认为国家的政体可以分为专制、立宪和共和三种。在专制政体下 ,“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 ,而立宪政体则是“人君与千百万国民和为一体”。① 因此 ,“宪法”就是“维新之路”。早期出国留学或出使海外的中国人 ,也曾经提出应当改革内政、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 ,② 但往往是简单的制度引介 ,没有意识到宪法限制君权、对抗封建专制的作用。自康有为提倡君主立宪以来 ,直至清末立宪 ,虽然历经共和制、帝制以及民主、专制政体之反复 ,历任政府无不以立宪为立国之开端 ,无不以宪法记载一国政治的基本原则 ,这未尝不应归功于第一代倡导依宪治国者。

  反对专制政体 ,主张君主立宪

  在康有为时代以前 ,中国只有朝代更替 ,从无政体之变。自康有为始 ,君主专制作为一种政体受到挑战。康有为反对君主专制政体 ,主张君主立宪。他认为君主权威无限“大背几何公理” ,主张“立一议院以行政 ,并民主亦不立。”又说 ,“君臣一伦 ,亦全从人立之法而出 ,有人立之法 ,然后有君臣。今此立法权归于众 ,所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 ,最有益于人道矣。”由此 ,康有为在中国明确提出了作为资产阶级民主立宪理论基础的身份平等观。

  康有为对立宪模式的选择在戊戌变法前后有所变化。戊戌变法以前 ,他提倡集权制的君主立宪 ,类似于日本和德国。但是戊戌变法之后 ,他提倡虚位君主 ,类似于英国。③ 戊戌变法时期 ,他认为“变法”应“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 ,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前者意在强调其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 ;后者则指日本明治维新后所确立的君主立宪制。直到1906年《法国创兴沿革》中 ,康有为还分析说 ,(法国与日尔曼 )两国之创同时 ,而强弱异形于后 ,这主要是看君权是否能够集中而决定的。④

  有人认为 ,康有为在辛亥革命以后仍然提倡君主立宪 ,是反对建立民主共和国 ,实际上是维护封建专制。⑤ 笔者以为 ,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辛亥革命以后 ,康有为虽然主张君主立宪 ,但是所谓虚位君主 ,“名是皇帝 ,实非皇帝” ,君主的权限由宪法规定 ,“宪法全由资政院起草决议 ,则全由民权共和至明” ,并且宪法是“一国最上法、最高权”。⑥ 在这一设计当中 ,专制政体下皇帝的立法权、行政权、人事权和军权都已有名无实 ,与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所提倡的君主立宪相比 ,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他反对革命派的共和政体 ,称民主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 ,⑦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民主共和与虚君共和同样是近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表现形式。从宪政发展史的角度看 ,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和宪政肇始于英国 ,其主要特征就是确立了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 ,这种君主立宪制对于封建专制而言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超越 ,直到今天 ,其历史意义是不应也无法否认的。因此 ,忽视历史的进程和时代特征而断言康有为辛亥革命后立宪思想的反时代性恰恰本身就忽视了其所处的时代特征 ,是一种以今人之观念强求于历史康有为的评价。

  提倡权力制衡的政权组织形式

  合议与分权是在传统方面或理性方面对于集权统治进行限制的特别手段。它们共同促成了现代行政管理和立宪政治。⑧ 作为世界宪政史最为恢宏的一幕的法国大革命 ,就曾经明确提出 :“凡分权未确立、权利无保障的国家就没有宪法”。康有为很早就从理论上肯定了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理论的合理性。在戊戌变法之前所撰写的《实理公法全书》(1 888年前 )当中 ,康有为从几何原理出发 ,认为“以互相逆制立法 ,凡地球古今之人 ,无一人不在互相逆制之内。”⑨ 他认为 :“以一顺一逆立法 ,凡使地球古今之人 ,有彼能逆制人 ,而人不能逆制彼者。……则必有擅权势而作威福者 ,居于其下 ,为其所逆制之人必苦矣”。⑩ 在代御史宋伯鲁草拟的《变法先后有序 ,乞速奋乾断以救艰危折》中 ,他又具体指出了三权分立的主要内容 :“泰西论政 ,有三权鼎立之义。三权者 ,有议政之官 ,有行政之官 ,有司法之官也。夫国之政体 ,犹人之身体也。议政者譬若心思 ,行政者譬为手足 ,司法者譬如耳目 ,各守其官 ,而后体立事成。” ⑾ 同时 ,他反对机构设置重叠 ,认为中国之弊“在治地太大 ,小官太疏也。” ⑿

  宪法中“分权与制衡”原则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最高统治权按类别和职权分为立法、行政、司法 ,分别由独立的机关负责 ,同时它们之间又存在制约与平衡的关系 ;分权的第二个方面是国家结构形式上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与制衡。从康有为后来的变法实践和政论看 ,他对三权分立专门的论述不多。但是 ,他倡导议会政治 ,实际上是分君主之集权 ;提倡地方自治 ,则是主张地方分中央之集权。

  民权思想与政治观

  在康有为之前 ,中国虽然有“民本”思想 ,但是却没有民权思想。康有为吸收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民权观 ,强调公民自治。

  在《万身公法书籍目录提要及实理公法全书》中 ,康有为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民权观。他认为 ,人生来平等 ,同时又充满差异性 ,这些充满差异性的人是独立的 ,有自主权 ,应当“以平等之意 ,用人立之法” , ⒀ 对此进行规范。他不但主张长幼平等、朋友平等 (治事门、论人公法 ) ,甚至认为君民之间也是平等的。在该书的君臣门实理 (引说一条 )中 ,他论述道 :“民之立君者 ,以为己之保卫者也。盖又如两人有相交之事 ,而另觅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 ,而一命之士以上 ,皆可统称为君”。⒁ 把君主比作契约关系中的见证人 ,而不是以往以君主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合法性来源 ,这在当时是一大思想进步。

  以公民自治理论为基础 ,主张实行地方自治

  他认为 :“中国地方之大病在于官代民治 ,而不听民自治” ,“立法之意但以为国 ,非以为民 ,但求不乱 ,非以求治。…… (因此 )有大官而无小官 ,有国官而无乡官 ,有国政而无民政 ,有代治而无自治”。康有为所主张的地方自治 ,类似于“古者之封建也” ,“但古者 ,乱世封建其一人 ,则有世及自私争战之患 ,此所以不可行也。今者升平封建其众人 ,听民自治 ,听众公议 ,人人自谋其公益 ,则地利大辟 ,人工大进……”。他还提出了具体的参照系 ,即“因乡邑之旧俗而采英德法日之制” ,以“万人以上地十里者为一局 ,或名曰邑 ,……” ⒂ 等具体设计。在当时 ,地方自治的提出是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国家结构形式相对立的。地方自治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减轻中央负担 ,并且在促进地方政治清明的同时形成对中央行政的牵制力量。不但如此 ,地方自治的基础是民治 ,这与中国历代的割据式自治或绅权和族权维持下的地方自治具有质的区别。从中国的法律和行政管理的传统看 ,维持国家秩序的规范当中不乏“治官之法”⒃ 和地方规范 ,然而其出发点乃是“治民”而非“民治”。以“民治”为目标的地方自治始自康有为为代表的戊戌变法派的启蒙。

  需要指出的是 ,康有为虽然提倡地方自治 ,却始终反对联省自治 ,维护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 1920年 ,军阀混战 ,各地方纷纷独立 ,有人以美国、德国实行联邦制而富强 ,提出联省自治的理论。对此 ,康有为十分清醒地认识到 ,美国、德国之所以实行联邦制在于其建国之前 ,本为“久远分立之邦” ,实行联邦制恰恰是为了统一。而中国自汉以后 2000年 ,皆以统一立国 ,采联省自治 ,实则分邦裂土 ,“非自治而冒名自治” ,实则军阀专制、“只有割据之军治 ,而民治无自而生 ,故军阀未除 ,自治二字不必假用”。⒄ 康有为的这一论点的正确性后来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所证实。

  康有为宪法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 ,尽管康有为的立宪思想曾经启迪和影响了后来的宪法理论 ,但是 ,其中却存在许多保守主义的成分,主要表现在对君权的妥协以及对传统的、占统治地位的以礼治国、儒法合流思想的吸收。

  保守主义的立宪观曾经在西方取得了成功。但是在康有为时代 ,保守主义的立宪思想却不能解决中国的危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矛盾都十分突出 ,同时存在着生存问题、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三重危机 ,而康有为的立宪观最关注的则是生存危机 ,即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问题。无论是设制度局也好、满汉平等也好 ,都是富国强兵的手段。即使康有为的变法能够成功 ,也只能解决中国危机的一部分 ,即生存问题。但是一方面 ,清政府的存在本身就一直受到合法性问题的挑战。专制君主制作为一种传统的统治方式 ,越来越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 ,随着西方民主观念的引入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成熟 ,渐进的、调和的保守主义改革思想遭受更为激烈而迅疾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挑战 ,尤其是满族官员十分担心丧失既得权力 ,而人数众多的汉族则不满于长期以来的民族不平等。

  其次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缺乏成熟的阶级力量的支持。恩格斯在评价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时 ,非常深刻地指出 :“不成熟的理论 ,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 ,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 ⒅ 虽然有人称康有为属于上层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 ,但是迄今为止 ,几乎还没有确凿可信的史实足以证明 ,在戊戌变法以前就存在着一个民族资产阶级上层。⒆ 实际上 ,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来源于中国 1 9世纪转型期的特殊阶层 ,他们虽然反对专制体制 ,但是由于当时尚未形成独立的民族资本主义阶层 ,因而又不得不依附于专制体制中的开明官僚。正因为如此 ,改良派为推动立宪所采取的行动具有软弱性。戊戌变法以前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立宪派投靠帝党 ,而帝党由于缺乏实力 ,随时准备与守旧派妥协 ,从而导致“新政”失败。戊戌变法之后 ,他们仍然寄希望于清政府内部的改革。辛亥革命之后 ,康有为又因主张帝制和复辟而不容于新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阵营 ,始终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第三 ,康有为对西方的立宪政治缺乏价值上的深刻认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 ,康有为对西学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器物”论的基础上 ,他还不能把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与封建的开明政治严格区分开来。就宪法的来源看 ,立宪主义包括立宪的价值学说和立宪的规范形式两方面 ,其中宪法的价值尤其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伴生。它是一个“新开端” ,反映的是新生的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康有为的立宪理想则是从社会进化论出发 ,希望调和君权与民权之间的矛盾 ,减缓新生力量对封建专制的冲击 ,维护旧体制。因此 ,康有为对宪法的理解是有内在矛盾的。一方面 ,他强调宪法是“维新之始” ;另一方面 ,又说宪法是传统的延续 ,认为中国的文教礼俗即英国的不成文宪法。 ⒇ 这实际上是混淆了两种传统 :民权传统和君权传统 ,仅仅把它们统一在“法治主义”或者“宪法”的规范秩序当中。实际上 ,资产阶级宪法之不同于“古典”的 (希腊城邦或罗马共和国时代 )的宪法 ,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它们所强调的宪法的精神不同。例如 ,激进的潘恩就十分强调宪法一词的政治意义 ,认为宪法不仅规范政府的组织形式 ,更是保护民权不受政府权力侵犯的立法。21 康有为虽然认识到民权的价值 ,但是在权利的实现与权力的效率之间发生冲突时 ,他就难免要为“效率”牺牲原则。例如 ,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答人论议院书》中 ,康有为说 :“君犹父也 ,民犹子也 ,中国之民皆如幼童婴孩 ,问一家之中 ,婴孩十数 ,不由父母专主之 ,而使幼童婴孩自主之 ,自学之 ,能学成否乎 ?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 ,中国唯以君权治天下而已 ,若雷厉风行 ,三月而规模成 ,二年而成效着”。在设立议院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康有为一直称赞西方的代议制 ,但是他主张设立的制度局、集意院、懋勤殿等都属于君主的智囊机构 ,而不是民选机构。不但如此 ,议院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机构 ,是作为封建君权的对立物而出现于历史舞台之上的。然而 ,康有为和当时中国先进的思想家往往是从“通下情”的角度来认识其作用的。这样一来 ,议院的设立并不否定封建君权 ,相反倒成为强化封建国家机器的有效机制。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宪政实践的诸多两难困境。

  康有为立宪思想的来源

  休·塞西尔认为 ,英国近代保守主义有三个主要来源 ,即人类的天生的守旧倾向、王党主义和帝国主义。撇开“人类的天生的守旧倾向”不论 ,分析康有为的宪法思想发展可以发现 ,康有为的立宪思想主要来自两方面 :孔教传统与“同治情结”。

  康有为早年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儒家学说到佛学、道学 ,再由佛、道之学到西学的曲折过程。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 ,康有为自幼即开始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 1879年 ,康有为结识张鼎华 (字延秋 ) ,这是康有为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之后 ,他“舍弃考据帖括之学” ,开始阅读“西国近事汇编” ,并“薄游香港 ,览西人宫室之环丽 ,道路之整洁 ,巡捕之严密 ,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 ,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 光绪八年 (1 882年 ) ,康有为自京应试返南海 ,“尽释故见”、开始“大讲西学”。康有为这一时期所接触的西学 ,仍然以游记和历史为主 ,并没有使他放弃儒家正统观念 ,而是对传统的儒教进行了“扬弃” ,做《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汤志钧在评价近代经学在中国的地位时曾意味深长地指出 :“把封建经学进行改造 ,……冲荡了封建势力 ,促进了思想解放。……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持‘中体’ ,也只能说要‘西用’ ;资产阶级由‘革政’到‘革命’ ,也和儒家经学有关。经学的改造 ,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动荡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 ,而经学在近代中国还能起它‘改造’的作用 ,又说明它的传统影响还是很深。”

  由于坚持儒教正统 ,康有为有意识地摒弃了盛行于近代西方国家的某些民主观念。例如 ,他从中西文化渊源的不同出发 ,指出 :“中西之本末绝异有二焉 :一曰势 ,一曰俗。二者既异 ,不能以中国之是非绳之也”。虽然他当时主要是为了批评“中国……秉礼而日弱。泰西……尊贤而能强” ,但终究认为“幸先圣之学 ,深入于人心 ,故时清议能维持之朝居矣。

  不然 ,由今之法 ,不能一辛亥革命后 ,他更痛心疾首地谴责 :“今之共和 ,非革清朝之命 ,实革孔子圣教之命 ,黄帝民族之命 ,故可惊可痛 ,莫此为甚也。窃惟方药不论补泻 ,惟在能起沉疴 ;政体不论君民 ,惟在足以立国。盖身有老少强弱之异 ,决无万应之单方 :国有历史风俗之殊 ,,难全从人而舍己。若误行之 ,可以死亡。今中国群医之误 ,几以共和之方杀中国 ,成效已毕见矣”。26又说 :“万国礼教主无不跪 ,中国民不拜天 ,不奉耶、会 ,又不拜孔子 ,留此膝何为 ?” 这和他后来“引孔入宪”的作法是一脉相承的。

  康有为保守主义立宪思想的第二个来源是其“同治情结” ,这是中国的王党主义。在《七十赐寿谢恩折》(1 92 7年 )中 ,康有为称 :“臣海滨鄙人 ,文质无底 ,虽十三世为士 ,而门非华腴 ,既四十岁而无闻……先帝……择臣于侧陋冗散之中 ,咨臣以变法自强之业 ,谕臣专折奏事 ,由是感激 ,竭尽愚忠。”28 此后 ,当梁启超企图与革命党合作时 ,康有为强烈反对 ,指责梁启超辜负圣恩。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 ,仍然是一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 ,是一种自我“革政” ,并未上升到革命。如果说“制度局也罢 ,懋勤殿也罢 ,都是百日维新时康有为借以寄身 ,借以参与到清中央政权中去指导变法的机构” ,那么在辛亥革命之后 ,帝制既已被推翻 ,他仍然坚持维护君主的利益 ,直至策动复辟 ,则充分表现出其保守的一面。

  最后 ,辛亥革命以后政权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 ,也使康有为对共和制丧失信心。辛亥革命之后 ,军阀混战、各派轮流执政 ,康有为曾感慨万千地说 :“吾用法国责任内阁之制 ,则总统、总理日相争轧 ,黎宋卿、冯华甫、徐菊人之与段祺瑞 ,至于之战德国、战湖南。甚至于军事二十一条与日本为争具 ,前几亡国 ,后起争裂 ,幸而德败美胜 ,日本解约 ,否则中国亡之久矣。此法国共和制之不可行也。瑞士七总裁制广东行之 ,岑、伍、孙、唐争祸至今 ,瑞制又不可行矣。……十二年来号称共和 ,而实共争、共乱、共杀 ,以召共管而已”。30 因此 ,他认为民国是以“秦始皇专制之戮 ,而冒称共和 ,……。”31 本来就对君主制存有怀旧之心的康有为 ,经过辛亥革命后十几年的政治现实 ,再次对民主共和制失去信心 ,转而支持复辟帝制 ,反对当时的民主共和。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深刻地指出 :“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 ,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32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举宪法的旗帜对封建专制进行质疑和挑战的学者和改革家。虽然他的改革思想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作为近代中国宪法思想启蒙的第一人。正如卡西勒在评价欧洲的思想启蒙时认识到 ,从历史上看 ,尽管启蒙哲学热衷于进步 ,并力图粉碎旧法律的框架 ,建立新的人生观 ,然而它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 ,却是屡屡返回那些哲学的老问题上去。33 这种一方面和近古和现存的秩序作斗争 ,但另一方面又不断回到古代思潮和问题上去的两重性同样可以用来理解康有为在宪法问题上的局限性和进步性。进一步来看 ,康有为试图结合儒家思想传统和西方立宪主义的努力虽然成为一幕“悲剧性的历史” ,但是作为一种方法 ,移植和借鉴国外的法学经验 ,并兼顾本国国情的思路 ,却被后来的学者所继承 。

书学思想

  后人了解康有为,大多基于“戊戌变法”。事实上,康有为在书法艺术方面所作的贡献,绝不比他在政治舞台上的作为逊色。他不仅是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继阮元、包世臣后又一大书论家。他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所着的《广艺舟双楫》从理论上全面地系统地总结碑学的一部着作,提出“尊碑”之说,大力推祟汉魏六朝碑学,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康有为的事业成就涉及多方面,皆有惊人建树,仅着述就有700多万字,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他的文学成就主要是诗歌创作,想象奇特,辞采瑰丽,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辑成《南海先生诗集》。代表诗篇即《出都留别诸公》5首,其中对国家危亡命运十分关切,意气豪迈。其政论文打破传统古文程式,汪洋恣肆,骈散不拘,开梁启超“新文体”先河。主要着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和《欧洲十一国游记》等。然而多年来,很少能见到康有为着作的全貌。近代史上的风云康有为,如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不仅出版了全集,而且还出版了奏议、家书、政论、未刊遗稿等,身后备极哀荣,而学贯中西、放眼世界的康南海则受到很冷遇。

  因为康有为的一生,当时与后世皆褒贬不一,颂之者称他是改革家,“广厦长素究为谁?南海先生康有为。治学公羊张三世,上书清帝凡七回。论性劝学长兴记,万木草堂立学规。人类公理大同书,不忍为仁孟子微。”贬之者称其为保皇党,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对他的保守思想就有很多批判。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和谭嗣同一样选择杀身成仁,而选择了逃亡。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和领导戊戌变法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当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同流合污,充当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时,就站到了历史的对立面,从政治巨人蜕变为现实的侏儒。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开始周游列国。目前在瑞典惊现“康有为岛”,足以见证他游历之广,康有为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中伟大的旅行家之一。吴昌硕曾给他刻一枚印章:“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他周游列国的经历,拓展了他的胸襟与学识,这在近代知识分子当中是屈指可数。而在他的学生中,梁启超、王国维、徐悲鸿、刘海粟和萧娴等,在文艺领域内都有建树,说明康有为也是伟大的教育家。

  康有为以晚清书法巨子身份,对帖学一系作全面否定,大肆鼓吹“尚碑”意识,造就一代新风,提出“卑唐”,将有唐数百年来书家创作一笔抹杀,终觉太过偏激。大凡有成就的理论家很难成为创作大家,因为理论和实践之间既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也有相矛盾对立的一面。理论需要冷静的逻辑分析,创作需要发自心胸的激情,理论强调公正,创作必须“偏激”,才能显现个性的建立。自古以来,象孙过庭、苏轼和米芾这样的理论实践均有极高造诣的双栖康有为极为少见。康有为振聋发聩的理论是为自身创作服务立言。以他在政坛上曾经叱咤风云而最终遭惨败流亡的情况看,以胸中郁勃不平之气作书,不会倾心于柔媚一路的赵董一流,也是情理中的事。况且在他出生之前,碑学的发展已是风起云涌。康有为不能容忍帖学的存在,即使象赵之谦这样以帖写碑的人都逃脱不了频频讥讽,而他却对张裕钊则大加称赞,不惜抬举到“国朝第一”的高度,他的偏激之处由此可见,同时也说明,他的偏激也造成了很多的失察之处,但必须辨证地看,正是他的偏激使碑学发展达到了崭新的历史高度。

  就康有为的创作而言,对《石门铭》和《爨龙颜》用功尤深,同时参以《经石峪》和云峰山诸石刻。书写上以平长弧线为基调,转折以圆转为主,长锋羊毫所发挥出的特有的粗茁、浑重和厚实效果在他书作中有很好的体现,迥然异于赵之谦的顿方挫折、节奏流动,也不同于何绍基的单一圆劲而少见枯笔,这是他的别开生面处。至于线条张扬带出结构的动荡,否定四平八稳的创作,也是清代碑学的总体特征表现。就创作形式上来说,以对联最为精彩,见气势开张、浑穆大气的阳刚之美。逆笔藏锋,迟送涩进,运笔时迅起急收,腕下功夫精深,从中也可以看出康有为的运笔轻视帖法,全从碑出。转折之处常提笔暗过,圆浑苍厚。结体不似晋、唐欹侧绮丽,而是长撇大捺,气势开展,饶有汉人古意。也有人认为这是表面上虚张声势的火气,潘伯鹰先生评说康有为的字“象一条翻滚的烂草绳。”认为康有为线条没有质感,滥用飞白,显得很虚浮。康有为在笔法上力倡圆笔,反对方笔,这是造成他笔法单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常常起笔无尖锋,收笔无缺锋,也无挫锋,提按不是很明显,线条单一,缺少变化。粗笔时见松散虚空,不够凝敛紧迫,当是一病。用墨上缺少变化,表现形式不足,起笔饱蘸浓墨,行笔中见飞白,仅此而已。从他的中堂作品来看,章法方面落款常有局促之意,这是对帖学否定所致,实质上他早年日课,还是以欧虞为主的。

  综合来看,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发动了近代书法领域内的一场深刻的“变法”运动。相比较而言,他的书法创作胜过阮元和包世臣,但就他自身而言,创作和理论成就相比,还是有段差距,他并不是最杰出的碑学实践者。

康有为书法


  一、康有为书法的演变发展

  康有为书法的演变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 (1858)维新变法前。帖学时期及碑帖融合孕育期为第一阶段。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回忆自己学书经过时谈到:“先祖始教以临《乐毅论》及欧、赵书,课之颇严。”其书作《殿试状》是典型的“配制匀停、长短合度、轻重中衡”的“馆阁体”,法制森严,运笔不苟,毫无个性可言。但借此可见康有为青少年时期所练就的过硬基本功。这也为他日后书法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期——变法失败流亡海外16年,个人书风逐渐形成之蜕变期为第二阶段。在此期间,他环球三周,游遍亚、欧、美、非各洲,共计42个国家和地区,远游使康有为开阔了眼界、丰富了阅历、锤炼了意志,也给予了他成为一代书法大家所独有的素质。晚期——回国之后,渐入化境之成熟期为第三阶段,他的广博学识、开阔胸襟为他人所未有。与此同时,他逐渐地涵养提炼,从而创造出独特的魏碑行楷书“康南海体”。此体体阔势宽,平正端庄,中宫收紧,下部疏散,结体疏密得宜,字风浑厚雄放,有纵横奇宕之气。从三个字可以概括“康体”的主要特点:“重”、 “拙”、“大”。所谓“重”,指的是浑厚、凝炼,有金石之感;所谓“拙”,指的是古朴、率真,有生涩之感;所谓“大”,指的是险峻、舒朗,有高远之感。康有为的文章天下称道,他写的“康体”字大气磅礴,笔下生波澜,令其文风和书风相得益彰。所作之书纵横开阖、大气磅礴、浑厚雄健、潇洒奔放、纯以神行。妙入毫端其腕下工夫之深足以令世人折服。

  二、康有为书法的风格特征

  康有为的书法,从北碑中求意趣,在个人创作上,进行了大胆地实践。其书法从碑刻中汲取营养,尤其是在《石门铭》、《泰山经石峪金刚经》诸碑中获得结字造型和用笔方法,其书法有纵横奇宕之气,笔画平长,内紧外松,转折多圆,运锋自然,结体舒张,具有大气磅礴、纵肆奇逸的艺术风格。符铸评其书曰:“盖纯从朴取镜者,故能洗涤凡庸,独称风格,然肆而不蓄,矜而益张,不如其言之善也。”众所周知,自宋以后,翠帖成风,名家辈出。到了董其昌、王铎、傅山更是将翠帖发挥到了极致。康有为却独辟蹊径,主张“学书贵有新意妙理”,在总结前代书法家成就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卑帖崇碑”的观点,倡导习书者应上发六朝,称 “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并身体力行。虽然他个人的审美观点有失偏颇,但对革除清末书法萎靡、徘徊的状态,丰富和完善书法艺术的表现语言,还是大有裨益的。这一思想在其书翠巨着《广艺舟双楫》里被阐述得淋潍尽致。

  三、《广艺舟双楫》将清代碑学又—次推向高潮

  康有为书法的最大贡献是首倡北碑。他的尊碑思想将清代碑学在晚清又一次推向高潮,从而也为他本人赢得了书坛领袖的地位。尤其在清末帖学成风“馆阁体”盛行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更为难得。打破了几千年来帖学一统天下的格局,对二王传统帖学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形成了近现代书坛碑派书法创作的主流形态。《广艺舟双楫》体例严整,论述广泛,从文字、书体之肇开始,详叙历朝变迁,品评各代名迹,论述执笔用笔,权衡优劣得失,实为一部前所未有的系统的书法理论专着。同时,它又是继《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及《艺舟双楫》之后,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刻的总结碑学理论和实践的一部着作,从而使碑学成为有系统理论的一个流派,并在书法史上牢牢地占据了它应有的地位。尊碑,是《广艺舟双楫》的中心思想。他认为碑刻有“十美”即“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志奇逸、精神飞动、天趣酣足、骨气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奉为书法的圭臬。同时他在书学上崇尚“变”,其认为:“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这对于后世书坛的演变起到了重要作用。此书中他对碑帖之优劣及书法的发展道路进行了充分的解说:第一进一步阐述了书法推陈出新洗去千年的帖学诟病是书法革新的必须之路。第二指出帖的病因所在。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亦是凤毛麟角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何帖,大抵宋、明之人重钩屡翻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第三指出改革帖学的唯一出路是南北朝碑学,并对现已出土的碑版进行整理,划出风格,以益于学者取法。受其理论影响,民国时期书法界许多人从碑版中寻找新的艺术资源,并用各种大胆尝试解放自己的艺术创造力。

  我国的书法艺术在历经了长期的沉闷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康有为作为一代书法大家,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作用在逐渐地为愈来愈多的人所认识,他的《广艺舟双楫》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在为一代又一代人所首肯和重视。而康有为在书法史中的最大贡献,是他的探索精神,他的革新意识,不仅是他在传统宝库中的广泛发掘和科学继承,是他在创新道路上的不懈追求和成功开拓,也是他为我们所留下的启示。 (本段来源:美术报)

家庭


  康有为有六房和十五个子女

  大房 张云珠(1855年-1922年),字「妙华」。

  第一女 同薇(1879年-1974年),字「文僩」,号「薇君」。

  第二女 同璧(1881年-1969年),字「文佩」,号「华鬘」。

  第三女 同结(1884年-1884年),数日殇。

  第四女 同完(1885年-1885年),数月殇。

  第一子 同国(1890年-?),殇。

  第五女 同荷,养女,康有溥之女。

  二房 梁随觉(1880年-1969年)

  第二子 同吉(1902年-1902年),生於印度,未满月殇。

  第六女 同复(1903年-1979年),生於澳门。

  第七女 同环(1906年-?),生於瑞典。

  第三子 同籛(1908年-1961年)

  三房 何旃理(1891年-1915年),字「金兰」。

  第四子 同凝(1909年-1978年)

  第八女 同琰(1911年-1928年),18岁时死於车祸。

  四房 市冈鹤子(?-1927年),昵称「鹤姬」,日本人,和三房何旃理情同姐妹。在康有为猝死後自杀。

  女(未排行) 凌子(1925年-?),生於日本,在市冈鹤子自杀後则隐姓埋名不知所踪。

  五房 廖定征

  第九女 同令(1915年-1927年),12岁时死於肺炎。

  六房 张光(?-1943年),小名「阿翠」。

  第十女 静谷(1927年-?),养女,张光兄弟之女。

康有为著作


  以下著作因其中有些写作时间尚在争议,故一律不注时间,只列主要着作名称。单篇文章除重要者外一律不列。

  *教学通义

  * 民功篇

  * 康子内外篇

  * 毛诗礼征

  * 实理公法全书

  * 长兴学记

  * 新学伪经考

  * 广艺舟双辑(又名《书镜》)

  * 桂学答问

  * 南海康先生口说(又名《万木草堂口说》)

  * 春秋董氏学

  * 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

  * 孔子改制考

  * 日本书目志

  * 日本变政考

  * 列国政要比较表

  * 波兰分灭记

  *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

  * 康南海官制议

  * 欧洲十一国游记

  * 物质救国论

  * 金主币救国论

  * 中华救国论

  * 理财救国论

  * 南海先生诗集

  * 万木草堂藏画目

  * 共和平议

  * 大同书

  * 康南海诸天讲(又名《诸天书》、《天游庐讲学记》)

  * 戊戌奏稿

  * 孟子微

  * 礼运注

  * 中庸注

  * 论语注

  * 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

康有为故居


  大山因水而灵,佳境因人而名。坐落在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银河苏村的康有为故居,是变法的前沿,是维新的摇篮,这里孕育了中国近代史上着名的爱国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学艺术家,戊戌变法运动领袖康有为。康有为故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闻名全国、扬名海外的一处景区。 康有为故居由康有为纪念馆、康有为故居、康氏宗祠、澹如楼、松轩、荷塘等主要建筑和景区组成,占地面积2万多平方米。康有为纪念馆共由两层展厅组成,展出了康子从少年时代刻苦求学,青年时代立志报国,中年时代布衣上书,请求变法维新挽救民族危机,变法失败流亡海外以及办强学会、着书立说等波澜壮阔的人生,从中可以了解到一代伟人康有为为寻求真理的奋斗轨迹,具有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 1983年南海县政府拨款对康有为故居按原貌进行修复,同年10月对外开放接待国内外游客。1983年南海县政府拨款对康有为故居按原貌进行修复,同年 10月对外开放接待国内外游客。1984年6月康有为故居被列为佛山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在故居旁修建康有为纪念馆,面积599平方米,内设中英文对照的康有为生平事迹展览。1989年6月,康有为故居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列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11月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被列为佛山市和南海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随着佛山建设历史文化名城步伐的不断加快和南海文化强区、丹灶文化强镇战略的深入实施,康有为故居、纪念馆正以全新的形象、方便的交通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坐落在南海市丹灶镇苏村的康有为故居,是佛山市目前仅有的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另一处为佛山祖庙)。 康有为故居“延香老屋”为一厅两房两廊的青砖“镬耳屋”,面积8直平方米,走进这间有100多年历史的老屋正厅,神案、八仙台椅之类的清代红木家具便呈现在面前,墙上挂着“维新变法时期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照片”、“康有为70诞辰在上海居所前留影”、“康有为逝世前两日在青岛家中留影”、 “1926年徐悲鸿描画的康有为油画像”等一批历史资料。丹灶镇宣传办主任张国辉带笔者来到大厅旁边的主房说,按康氏老一辈人的回忆,现在陈设着一张雕花木大床的地方,就是康有为出生之处。在这间老屋里,康有为饱读中外书籍,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青少年阶段,初步形成了他的维新思想体系,并撰写了至今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大同书》初稿。1987年,南县政府拨出专款在康有为故居旁新建成康有为纪念馆,请康有为的徒孙、全国书协副主席王学仲题写了馆名。馆内的“康有为史迹展览”,分为“青少年时期”、“探索救国道路”、“布上书”、“万木草堂讲学”、“公车上书”、“组织学会与发行报刊”等部分,客观、全面地介绍了他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一生。 与康有为纪念馆隔水而立的,则有澹如楼、九曲桥、康氏宗祠、松轩等一批仿古建筑。丹灶广播电视站站长杜志刚说,这些景点是康有为堂侄女、香港同胞陈康静瑜女士捐资1998年建成的,她慷慨拿出450多万元,并亲自参加建筑物的选址、设计、工程监督。登上澹如楼二楼的康氏家族私塾,便能见到按当年原样重新恢复的康有为读书处摆着先生座位和6套学生用的桌椅。书柜里陈列着《段注说文》(光绪三年印)、《大清通礼》(光绪九年印)以及清代出版的《康熙字典》、《全唐诗》等,是珍稀古籍善本。不过,笔者发现,来凭吊这位戊戌变法运动领袖故居的游人寥寥无几,周围气氛冷冷清清。据康有为故居工作人员介绍,去年这里仅接待了2万余人,与它所蕴藏的巨大历史价值和深刻教育意义显然不相称。这可能是整个景区还没有完全修复好,不少配套设施还有待建设;另外是交通方面,尽管目前从广州、佛山、南海桂城到丹灶镇中心每天都有班车,但镇中心到康有为故居有3公里,这段路程没有专线车,游人深感不便。可喜的是,当地领导已意识到建设好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深远意义。去年底镇里专门成立了“康有为故居旅游开发公司筹备组”,紧贴着康有为故居的樵丹路已于2000年重月建成 4车道,整个景区正准备申报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张国辉介绍说,现在规划的扩建工程包括辅助区、保护区和游览区,辅助区内要建商业街、停车场、酒楼、办公室,游览区内重建七树堂、大吉山馆、述农茅庐、一天园、长兴学舍等景点,把康有为青年时代的活动场所再现出来,并且重现珠江三角洲重9世纪时的农村景象,让游人在感受康有为生活足迹的同时,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历史探密


  改革先驱:康有为与梁启超为何后来分道扬镳

  
  2009年03月18日 11:53凤凰网历史综合

  康、梁关系的演变是耐人寻味的。应该说,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康有为,都曾为使中国由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师生的分歧乃至最后分裂是理所当然的。

  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着名康有为,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与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

  一唱一和

  康有为出生在世代学习理学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聪明,但对科举考试兴趣不大,多次参考,均名落孙山,对此他却并不十分在意。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过为英国殖民者霸占了近40年的香港之后,对于西方文明有了些感官上的认识,觉得英国人“治国有法度”,不像古代所谓的“夷狄”那样没有文化。于是,他开始钻研西方的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根据清朝的有关规定,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直接给皇帝上书的。康有为不管这些,1888年,身为老百姓的康有为,首次向皇帝上书,分析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提出了改革法律、沟通民情、提防小人的改革方案。

  光绪皇帝虽然并没有看到这封上书,但康有为却赢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注意起他来。1890年春,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年仅18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访已33岁的康有为。此时的梁启超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可以说是少年有为;而康有为虽然年龄较大,但因科举考试不顺,此时不过是一名监生而已,在“学历”上比梁启超低一格。按照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所以梁启超心中自然有些沾沾自喜。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

  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自然扩大了康有为的影响。于是,不少优秀青年接踵而来,康有为便在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从康有为那里,梁启超学到了一些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为他以后的学术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从政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曾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不过,此时师弟二人在思想上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只不过这些分歧不是太大而已,但却也种下了日后恩怨的种子。

  若出两人

  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但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9月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因1898年为旧历戊戌年,故这次改革又称为“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亡到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起初,梁启超像从前一样,惟师命之是从,可渐渐地,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着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着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最主要的变化是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赞同被称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并以《自由书》为题,写下一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认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认为中国若能采纳其思想,必将出现大同盛世。

  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在表面上答应悔改,但实质上并未放弃对革命的信仰。

  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有意摆脱康有为的束缚。早年的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常常谈论尊孔保教,好朋友黄遵宪和严复分别向他说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后,他开始转变思想。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从“保教党之骁将”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共和制,还是立宪制?当时的人们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表达出各自的观点。此时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坚持中国应实行“虚君共和”,但不久,随着革命的发展,梁启超便把自己的主张改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而康有为依然固执己见,不愿与时俱进,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在表面上答应,回到家后,头痛目眩。“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不过,这段时间,梁启超对康有为虽有不满,但矛盾没有公开,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为人所知。此后,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二人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梁启超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老师康有为,二人关系严重恶化。

  公开辩难

  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对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康有为“触目伤心”,非常看不惯。为了恢复封建教化与伦理纲纪,他继续鼓吹尊孔崇儒的老调子,将孔子看做国粹和国魂,四处活动,组织孔教会,甚至要尊孔子为教父。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下,全国上下,尊孔读经,甚嚣尘上。袁世凯支持康有为尊孔读经,目的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但康有为却以为只有溥仪才能做皇帝,故早在1914年3月间,康有为就同张勋暗中谋划,欲复辟清朝。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仅没让溥仪做皇帝,而且公然自称洪宪皇帝,康有为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毅然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

  袁世凯的皇帝美梦仅做了83天,便在全国一片叫骂声中,呜呼哀哉了。康有为并没有从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相反,他却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伐。1917年7月,他联同统率辫子军的张勋,利用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黎元洪之间发生府院之争的机会,请溥仪重新登基做皇帝,史称张勋复辟。因复辟有功,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并戴上头品顶戴,没想到12天后,复辟失败,名列通缉令中。康有为只得躲在外国使馆和租界里做诗品画,直到1918 年,在得到北洋政府的特赦之后,才敢走出租界。

  与康有为积极复辟相反,梁启超坚决维护民主共和。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一方面欲与国民党相抗衡,另一方面则欲监督和引导袁世凯走上政党政治的道路。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之后,觉得不过瘾,还想尝尝做皇帝的滋味。一班无耻文人摸到主子的旨意后,立即组织筹安会,借讨论国体问题,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针对社会上的这股复辟逆流,梁启超以他那酣畅淋漓的文笔,挥毫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拿着20万元的银票,劝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梁启超却不为利诱,毅然发表。同时,他还联合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以武力讨伐袁世凯。

  1915年12月25日,云南正式宣布独立,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在此前后所发表的许多通电,均为梁启超预先草拟。为了推动广西军阀陆荣廷独立,梁启超又只身前往广西,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迫使陆荣廷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独立,所有重要电文,均为梁启超草拟。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护国战争很快便取得了胜利。

  与其师康有为不同,梁启超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任何复辟阴谋都不能得逞。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将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张勋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师生友谊,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并做诗斥责:“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逢蒙曾向后羿学习过射箭技术,后来却害死后羿。)康有为通过这首诗表达对弟子梁启超的愤怒。

  貌合神离

  康梁公开辩难及交恶之后,刘海粟等人积极从中斡旋,二人关系有所缓和。1922年,康有为原配夫人在上海逝世,梁启超曾亲往吊丧,但这不过仅维持着师弟之谊而已。1927年,康有为70岁生日,康门弟子齐集上海祝寿,梁启超虽然因事未来,但却托人送来寿联和寿文。在寿联里,梁启超暗将康有为比做孔子,极得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的喜好。在寿文里,梁启超深情地回忆起早年在万木草堂学习的经历及师弟之间真挚的情感,感谢先生的教诲之恩,并高度评价了康有为对当时及以后的影响。

  祝寿的喜庆气氛尚未散尽,3月31日,康有为便逝世于青岛。梁启超闻讯之后好生伤感,因见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赶紧电汇去几百块钱,作为赙礼。4 月17日,梁启超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在这篇情深义浓的悼文里,梁启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也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上的错误。

  晚年的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之间关系有所缓和,但表面上诚挚的师生友谊并不能掩盖二人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晚年的康有为依然没有从溥仪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继续鼓吹尊孔复辟。1924年10月23日,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康有为则指责道:“挟兵搜宫,何以立国?”并不顾年迈体弱,由上海赶往溥仪在天津的住所张园,“觐见圣躬”。溥仪生日时,康有为再赴张园祝寿。康有为70寿辰的前一日,溥仪遣人送来“岳峙渊清”匾和一柄玉如意,以示祝贺。康有为受宠若惊,“当即恭设香案,望北叩谢天恩”。对于当时蓬勃发展的大革命运动,他则称之为暴乱,“俄化”,甚至在他去世前夕,还致电反动军阀张宗昌,要他先发制人,“用重兵”,对抗已逼近上海的北伐军。

  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却反对复辟倒退,维护共和,追求立宪,他认为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封建帝制再也不可能在中国复现,自从清帝退位以后,“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尽管民国还存在种种黑暗,并不是真正的民国,但总比封建帝制要好,他坚信社会潮流浩浩荡荡,一往无前,民国比封建进步,这种观点比起康有为的复辟论调,要进步得多。

  康梁之间的恩恩怨怨,原因何在?

  梁启超曾从思想、性格及思维方式上找原因,认为康有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应该说,梁启超的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

  康有为死亡真相:七窍流血,猝死青岛

  先生在今日,成为举国之所嫉视;若夫他日有着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若是夫,先生果为中国先时之一康有为哉!

  ——梁启超

  南海康有为先生,为吾国近代先觉之士,天下所认同……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

  ——陈独秀

  (康有为)把进化和进步的思想、全世界都在风起云涌的思想,同中国的古典传统结合起来……领头打开了一个现代的突破口。

  ——费正清

  1927年3月18日,康有为从上海搭船赴青岛。

  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他回味起十天前的七十大寿。

  寿筵前一天,溥仪派人送来了亲手书写的“岳峙渊清”匾额和一柄玉如意作为贺礼。这让康有为受宠若惊,居然重整前清官服,遥拜天恩,全然不管大清帝国的皇权已经消失了16年。叩拜完毕,又挥笔写下一份“谢恩折”,由书记用小楷誊清,印了上千份,分赠前来祝寿的贺客——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以帝国贤臣的名义,给“皇上”写“奏折”。

  寿筵当天,亲朋好友、门人弟子齐集上海“游存庐”为康有为祝寿。康的得意门生梁启超送来寿联 :

  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

  奉觞豆于国叟,至欢忻于春酒,亲受业者盖三千焉!

  全联集《史记》、《汉书》及《郑康成集》中的句子而成,天然贴切,把康有为比喻为孔圣人,这让一直以“康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煞是喜欢。

  然而,此时北伐军正浩浩荡荡进军上海,孙传芳连连败退,康有为十分慌张,想把全家转移到安全处,躲避北伐军的锋芒,这才有了青岛之行。

  到青岛后,康有为住在先前买下的天游园别墅。3月29日,他来到中山路上的粤菜馆英记酒楼,参加同乡宴。喝了一杯橙汁后,他突然腹痛难忍,急忙回家。当夜呕吐不止,请来两位医生,其中一位日本医生诊断为食物中毒。30日,呕吐了一夜的康有为感觉毒已清除,非常健谈,晚上照例夜观天象。可是观看了没多会儿,突然独自大呼: “完了,完了!”31日凌晨2时,他忽然对身边的人说: “中国我无立锥之地了,但我是不能死在外国的。”似有交代后事之意。5时许,康有为“七窍出血而死”。

  康有为的去世,颇得孔子“知天命”的精义。据康有为女儿康同璧在《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中记载,康有为过完七十大寿在准备离开上海之前,曾亲自检点遗稿,并将礼服携带,临行前还巡视了园中好几遍,说道:我与上海缘尽矣!然后把他的像片分赠给工友们,以作纪念,好像预知自己将永别一样。到青岛之后,写赐寿谢恩折时,未写数行就开始痛哭,写完后告诉家人说:“吾事毕矣!吾事毕矣!汝等可珍重此稿。”

  另据康有为晚年在青岛结交的晚辈李可良在《我印象中之康有为》中记述:死前康有为曾对家属作过个别的安排与嘱咐,唯对于九姑娘未曾说到,别人问他,他说,“她是跟我一路的,你们不必管了。”果然,康有为去世几天后九姑娘跟着死了。能够预知大限,使得康有为之死非同寻常,而且充满了神圣意味。

  康有为死后不久,门人弟子要求溥仪谥之“仁忠”,但遭拒绝。又拟将其灵柩葬于清西陵光绪帝墓旁,让他们君臣相伴,也因经费不足作罢。十余天后,灵柩葬于青岛李村枣儿山(有人误作“象耳山”)。这是康有为生前从南方请了风水先生冒雨勘察了三天才选定的墓地。

  据目睹过康有为葬礼的黄人明说,当时的殡葬场面非常宏大,原本准备用两匹马的马车将棺木拉到枣儿山上,但因山势陡峭,马车根本上不去,最后只能由人抬上去。马车前面有一种架子装饰叫“罩”,扎了一个大花头。康有为的子女每人都穿了一身孝服,脚穿草鞋,下葬后子女们就把草鞋扔掉,赤脚回家,以表孝意。

  康有为死时,妻妾子女大都不在身旁,门人弟子也都散落各地。梁启超在北京闻知噩耗后,失声痛哭,于当年4月17日召集康门弟子在宣武城南畿辅先哲祠举行公祭。弟子们涕泪双流,梁启超哽咽着宣读祭文:“吾师视中国如命……思托古以改制,作新民而迈进……繄百日之设施,实宏远而周详……后有作新中国史者,终不得不以戊戌为第一章。”

  上文关于康有为死前几天的情形主要来自于康有为的同乡、弟子、前清举人吕振文和康有为外甥李云光的记载。两人的描述中不约而同使用了“七窍出血而死”的字样,这极有可能是一种非正常死亡的迹象。多数人认定与中毒有关。但是否有人故意下毒,不得而知,于是便出现了种种猜测。

  康同璧认为父亲是“被人在食物中投毒而导致死亡”。据康同璧的女儿罗仪凤的一份交代材料所记,康有为是被国民党下毒害死的,但这种说法迄今未见任何其他史料记载,因系康氏后人自述,值得重视并有待史家考证。

  也有人说是慈禧太后生前所遣杀手下的毒。据说,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曾派出四个刺客出京刺杀康有为。其中一人叫巫仿,慈禧曾赐给他白银10万两,命他秘密出京,刺杀康有为,杀康之后,另有赏赐和晋封。此后的二三十年间,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刺杀康有为,终于在青岛成功。1904年,慈禧七十大寿之时,下诏赦免了一大批戊戌获罪人员,但不包括康、梁,可见他一直未被慈禧所原谅。但此种说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康有为晚年支持清室复辟,戊戌变法时的恩怨已发生变化。

  康有为的另一位女儿康同环对以上两种说法都不赞同。她在《先父的墓碑》一文中这样写道:“康有为卒前挣扎痛苦,七窍都有血渍,当然是中毒的现象。不过所谓食物中毒,可能是英记酒楼的食品不洁所致,未必是因为政治斗争而牺牲的。”

  近年来,出现了第四种说法。青岛有位人文工作者姜茂森,从吕振文儿子的口中得知,康有为是被日本人投毒害死的。据这位吕氏后人说,当时英记酒楼的同乡宴请,吕振文也在座。康有为喝下橙汁后腹疼不已,还是吕振文用马车将他送回寓所。直到几十年后,吕振文才向儿子透露了实情:他是从日本天皇身边的人那里得到的确切消息,康有为是被日本人毒死的。因为康有为始终不同意溥仪跟着日本人走,还曾一度与溥仪一起和天皇对抗。为此,日本人一直怀恨在心。

  这个曾为康有为撰写过墓志铭的吕振文,在1938年变节求荣当了汉奸,成为日占当局控制下的青岛治安维持会九名委员之一,后来又先后出任伪青岛特别市财政局长、土地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吕振文为人气节固然令人不齿,但由此也可得出,“日本人下毒”之说应当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除去上述种种猜测之外,关于康有为的死,还有一种比较离奇的说法。《万象》六卷九期曾刊出毛丹先生《康有为晚年》一文,转述台湾老报人关于康有为请德国医生移植猴子 “青春腺”于自身的奇闻。文章说道,当年康有为偶然读到一篇文章,说俄国外科医生沃罗诺夫研究多年的返老还童术已获成功。他把类人猿的睾丸成功地移植到老年男性身上,可以使人明显年轻,记忆力、性机能等方面都大大增强,80岁的老翁可以策马驱驰……康有为读至此,抛书拍案而起,高喊:“大清有救了!”

  为避人耳目,康有为暗中通过至交、上海名医江逢治奔走,重金延聘擅长此术的德国名医冯·施泰勒为他移植睾丸。手术那天,康有为只带了一个仆人前往诊所,德国医生选取了一只年轻公猿的睾丸为其置换。手术成功后,康有为自我感觉甚佳,体力明显增强,步履轻捷,读书写字无丝毫疲劳,食欲也大增。

  但好景不长,不到一月,其健康状况急转直下,精神日渐萎靡,身体也每况愈下。施泰勒闻讯而逃。康有为一怒之下,向法院起诉施泰勒“妖术欺世”,但未及法院开庭,即于1927年初匆匆离世。此种说法比较荒谬,且无任何佐证。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对大清朝的“忠诚”。

死后因“国学大师”而遭罪


  “文革”期间,由于康的“国学大师”身份以及“保皇派头子”的头衔,遭到了“革命大批判”的“红色风暴”。1966年8月,青岛市第五中学红卫兵打着红旗,路上喊着“破四旧立四新”等口号,到康的墓地掘坟开棺。但挖了一上午进展不大。中午学生们去吃饭了,留下一位姓赵的老师在此看守。

  据目击此过程的人事后回忆:在掘开后的墓里面,有一个照壁似的石头墙壁,高约米,上面有四块独立的石头,刻有“国学大师”四字,每个字上都涂了红漆。石壁上方的平面,镶嵌着十多根两米长的石条,石条凿制时已设计咬合齿,石条之间咬合严密,几乎不留缝隙,当初康的棺椁就是由此悬下去的。在石拱门镶嵌着一块拱形石碑,高约80厘米,厚约35厘米,黑色,学生将此碑左上角砸掉,钻入之后,整座墓穴才被打开。棺木为红松,约4厘米厚,带有搬动用的扶手,棺材被打碎,暴露出白骨。与康有为同时死亡的3岁*尸骨未动,仍丢在墓穴内,学生从墓中拿出一串珠子,一把金锁,这把金锁是美国华侨送的,正面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背面则是“国学大师”,康有为左右手中均有一枚金币,一枚为日本金币,另一枚为印度金币,还有一枚玉佩。康下葬时身穿中山装,右脚边有一沓蟒袍玉带和很多清朝服装,蟒袍玉带上的金丝随风飘舞,有的就缠在槐树上。墓穴里还有一小石碑,上刻康有为四子三女的名字。学生将康的骨头扬了一地。当时,坟墓前还有一石头供桌,长约米,厚约80厘米,雕有四条腿,供桌的后面就是石碑。

  待康有为的头骨被掏出来之后,红卫兵们把它绑在木棒上,游街示众,并高喊“打倒中国保皇派的祖师”。忙乱中还丢掉了下巴骨。其时,正逢青岛博物馆与青岛市红卫兵总部联合举办“造反有理”展览会,负责人王集钦看到造反派如此对待康氏尸骨,便以摆展览为名要求红卫兵将头骨送到展览会,以便加以保护。开始有人写了一个“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的说明牌,在王的一再要求下才改为“保皇派康有为的头颅”字样。展览结束后,康的头颅被扔在了台阶上。王找了一个木箱,将头骨放进去,又钉上盖子,冒着随时可能被打成“保皇派孝子贤孙”的危险,把它藏在办公室里。1984年,青岛市人民政府在浮山南麓(今青岛大学旁)决定重修康有为墓,并四处寻找康的头骨,王集钦这才将它献了出来。

  经历了百年的历史巨变,今天的我们或许可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康有为这个人。(本段摘自《百年中国的文化断裂:国学大师之死》,同道着,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康有为轶事三则


  康有为的功过是非,历史已有公论,笔者不愿多涉。这里仅就他游历中国大西北后返经陕州时的几件件令人称道的事回忆如下: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康有为游历中国大西北后,从潼关来到陕州,游览了“砥柱三门”。在此地游览时,康有为豪兴大发,题诗三门庙。落款是“癸亥,康有为,南海人。”康诗气势磅礴,有气吞山河之势。其诗曰:

  禹功万古劈龙门,颇叹黄河砥柱尊。

  吾欲铲平诸巨嶂,扬帆碧海达河源。

  开苏伊士通欧亚,绝巴拿马沟西东。

  蕞尔三门三里石,誓将疏凿补天工。

  后人把康有为的题诗刻在石碑上,在砥柱三门处建造了一座诗碑。修建三门峡水库时,将这座诗碑拆迁。现在这座诗碑保存在三门峡市车马坑博物馆。这是其一。

  其二,康有为游罢三门,回到会兴镇小憩。他的豪兴未尽,顺便察看了当时的“会兴高等学堂”。康颇有感慨地提出:“这所学堂设在三门地区,‘中流砥柱’,遐迩闻名,何不把这所学堂改称‘砥柱学堂’。”经他这么一提,真是振聋发聩,人们一致认为题为“砥柱小学”既有激励后生之意,又为地方名胜增添光彩。从此,这所在光绪三十二年建立的“会兴高等学堂”,就改为“砥柱小学”了。

  其三“同用工夫早生佳子”

  康有为逃亡日本期间,有次应邀参加华侨梁渭家的婚礼。在闹洞房时,康有为即兴做诗:“司月二大旦牛住了”,并邀请闹洞房的亲友宾客在每个字上加一笔,组成一句贺词。后在康的暗示下,新娘在“司月二大”四字上各加一笔,新郎在“旦牛住了”四字上各加一笔。添加完后,康让新娘和新郎齐声读出。新娘新郎两颊绯红,难于启齿。康朗声读道:“同

  用工夫早生佳子”。引起在场宾客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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