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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672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黔州山人(2011/11/25 10:29:25) 最新编辑:黔州山人(2011/11/25 10:29:25)
陈垣
拼音:Chén Yuán (Chen Yuan)
同义词条:陈援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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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陈垣
国学大师陈垣
中国历史学家﹑教育家。字援庵。广东新会人。生于1880年(清光绪六年)。自幼好学﹐无师承﹐靠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在宗教史﹑元史﹑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着作等身﹐成绩卓着﹐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重。他重视教育事业﹐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任教四五十年间﹐对广大青年学者热心传授﹐影响深远﹐造就了众多的人才。他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少年时﹐他受“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影响﹐曾参加科举考试﹐未中。后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1905年﹐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影响下﹐他和几位青年志士在广州创办了《时事画报》﹐以文学﹑图画作武器进行反帝反清斗争。继之辛亥革命﹐他和康仲荦创办《震旦日报》﹐积极宣传反清。1912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后因政局混乱﹐潜心于治学和任教。

  他曾在一段时期内信仰宗教﹐故从1917年开始﹐他发愿着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有《元也里可温考》之作。他认为﹐中国基督教初为唐代的景教﹐以次为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天主教﹑清以后的耶稣教。所谓“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的总称。元亡﹐也里可温就绝迹于中国。但作为宗教史来说﹐它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这一着作不但引起中国文学界的注意﹐也受到国际学者和宗教史研究专家的重视。此后﹐他又先后写成专着《火祆教入中国考》(1922)﹑《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927)。

  在研究宗教史的同时﹐他还注意研究元史﹐从事《元典章》的校补工作﹐并采用了两百种以上的有关资料﹐写成《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在国内外史学界获得高度评价。在研究《元典章》的过程中﹐他曾用元刻本对校沈刻本﹐再以其他诸本互校﹐查出沈刻本中伪误﹑衍脱﹑颠倒者共一万二千多条﹐于是分门别类﹐加以分析﹐指出致误的原因﹐1931年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又名《校勘学释例》。

  他在校勘学﹑考古学的成果还有《旧五代史辑本发覆》(1937)﹑《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等书。他阅读了大量宋人﹑清人有关避讳的述作﹐并广泛收集引用了一百种以上的古籍材料﹐写成《史讳举例》一书﹐“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而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也”。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被日军侵占。他身处危境﹐坚决与敌斗争。在大学讲坛上﹐他讲抗清不仕的顾炎武《日知录》﹐讲表彰抗清民族英雄的全祖望《鲒埼亭集》﹐以此自励﹐亦以此勉励学生爱国。同时﹐他还利用史学研究作为武器﹐连续发表史学论着﹐抨击敌伪汉奸﹐显示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在八年抗战期间﹐他连续写成《南宋河北新兴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典籍概论》等宗教史论文及《通鉴胡注表微》﹐都含有讽今喻世﹑抒志表微的用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已经六十九岁。在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并曾深入研究﹑着作等身的基础上﹐他很快接受了新事物﹑新思想。经过十年的实践﹐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的十年间﹐先后写了二十多篇短文。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软禁﹐到1971年6月﹐饮恨以殁。

陈垣小传


  陈垣,字援庵,又字圆庵,1880年生于广东新会棠下镇石头乡(棠下现已划归江门市蓬江区)。中国着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10年毕业于光华医学专门学校。自幼好学,无师承,靠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在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等方面,着作等身,成绩卓着,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重。
1932年2月伯希和与陈垣、陈寅恪等合影
1932年2月伯希和与陈垣、陈寅恪等合影


  陈垣从教70多年,任过46年大学校长。他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经历过几次政权更迭,他的人生观更加坚定:“人生须有意义,死须有价值”。

  “每当接到日本寄来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论文时,我就感到像一颗炸弹扔到我书桌上”

  抗战时期,陈垣留在北平,坚持在沦陷区办学,同时立即与日本学术界的朋友断绝往来。当时日本报纸提出这样的问题:听说北平秩序已经恢复,我们在那里与支那人关系很密切,合作得很好。但是为什么像陈垣这种人不和我们合作呢?在敌伪时期,汉奸威逼利诱,要他出来担任当时敌伪最高文化团体大东亚文化协会会长,他也拒绝。他的得意门生柴德赓感叹:“这在敌伪时期是很勇敢、很不容易的。”

  这个时期(抗战期间),陈垣真正做到了杜门谢客。辅仁是德国教会主办的学校,在太平洋事变爆发、美日宣战之后,成为沦陷区唯一可以不向敌伪当局注册,并为国民政府承认的大学。正是在这几年,因为没有任何社交活动,陈垣的学术研究达到了一个高峰期,写出着名的“宗教三书”,即《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和《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除了着书,陈垣利用一切场合宣扬“品行第一”。辅仁大学的返校节上,他给大家讲了一个孔子开运动会的故事。《礼记》有一节是讲孔子主持射箭比赛的事情,让谁把门呢?弟子子路。孔子说,有三种人不能参加,一种是败军之将,一种是为敌人做事情的,一种是认敌为父的。很多汉奸听了以后都灰溜溜地走了。在敌伪统治下,在一个很公开的场合说这样的话,很不容易。

  在教学当中,他也会巧妙地灌输爱国思想。他开了一个新的课程叫“史源学”,有一次讲到清朝两个学者讨论一个问题。金灭北宋以后,一时不能灭南宋,在中原地区建立过一个伪齐政权。这两个学者讨论伪齐的头子刘豫死后到底埋在什么地方。分析了两人观点之后,他突然话题一转,说刘豫到底埋在哪里不重要,有一条材料讲,刘豫的后人都不承认他这个祖先。“所以一个人当了汉奸,连后人都不承认他。”

  他在着述中一改以往不喜议论的文风,加入了更多主观色彩,借古喻今,通过这些书斥敌寇汉奸,斥责当局发国难财等。他批评得最多的是那些勾结外族、统治国人的败类,如石敬瑭、赵德钧等,他常以“人之恨之,不比人类”,“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等痛斥这些汉奸。沈兼士看了《明季滇黔佛教考》后评价:傲骨撑天地,奇闻泣鬼神。到抗战后期,有些知识分子“顶不住”了,陈垣希望用这些书来激发知识分子要爱国,要坚持民族气节。

  而此前,陈垣的人生经历已经足够丰富。他学过西医,28岁时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堂,因校方歧视中国员工和学生愤而退学,带领部分学生转入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私立西医学校———光华医学专门学校;他办过报纸,在1905年与潘达微、高剑父等人创办的《时事画报》上写时政文章,抨击满清政府的统治。

  即便选择研究历史,和他的爱国情怀也有很大关系,他曾多次对学生们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指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到中国,夺回北平。“每当我接到日本寄来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论文时,我就感到像一颗炸弹扔到我的书桌上,激励着我一定要在历史研究上赶过他们。”陈垣长孙、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智超评价,所谓“陈垣要强”,是要国家强,不是要个人强。

  “他就像是一架专挑错误的显微镜,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

  1913年,也就是民国二年,陈垣当选为众议员。此时,他才33岁。这次从广州移居北平,或许是陈垣一生最重要的一次转折。此后,陈垣成为与王国维、陈寅恪齐名的史学大家。

  到北平之后的10年内,他前后3次担任众议员,期间还当了5个月的北洋政府教育次长(教育部副部长),最终“弃政从史”。陈垣晚年回忆说:“眼见国事日非,军阀混战连年,自己思想没有出路,感到生于乱世,无所适从,只觉得参与这样的政治是污浊的事情,于是就想专心致力于教学与着述。”

  陈垣的第一本宗教史专着《元也里可温教考》,解决了“也里可温”就是元代对基督教各派总称的问题。之前学界一直对这个常跟“和尚”联系在一起的外来词汇困惑不已。而陈垣在44岁那年写出的《元西域人华化考》,让自己名扬天下,也让蔡元培称为“石破天惊之作”。

  陈垣博览群书,记忆力超群。早年在辅仁大学任教时,其他教员都把他当作活字典。有人比喻说:“他如知道某处地下有伏流,刨开三尺,定然能有鱼跳出来。”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陈垣仍然扮演着这样的角色。郭沫若出访国外,与人讨论关于楚辞的问题,有的一时搞不清楚,就打国际长途回来问陈垣。一直到90岁那年,陈垣还能把骆宾王的《讨武曌檄》从头到尾背得一字不差。有的学生回忆说:“在他眼里,前人的错误不知怎么那么多,就像他是一架显微镜,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不,他竟是一架特制的显微镜,专挑错误的……他的嘴相当厉害,对于错误的学者批评得一点也不留情。”

  虽然惊叹陈垣的天赋,但身边的人也深知他下过的苦功。陈垣的学生兼助手刘乃和回忆,在他60多岁研究佛教史时,需要参考的一部典籍贮藏在一个潮湿阴暗的地方,多年无人进入,蚊虫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宁就进去用功一天。平常他无论冬夏都是清晨4点起床看书写作,午饭后只在椅子上靠几分钟,接着再写。每晚9点多,最晚10点就睡觉。陈智超透露,有4年时间,因为每天都很早起床编《中西回史日历》,苦心设计简明方便的表格,结果陈垣得了胃病,只能吃面。对于一个广东人来说,这是件挺痛苦的事。陈垣曾在一次与北师大毕业生的谈话中说:“我已82岁,越学习越觉得不够,你们28岁还不到,应该学的东西还多得很呢!”

  陈垣对《四库全书》持续做了长达10年的研究。陈垣家住在北平城内西南角,贮存文津阁《四库》的京师图书馆在城东北角。当时紫禁城前后的东西街道还是宫廷禁地,没有直达道路,必须绕道走,来回路程需要三个多小时,逢阴雨风雪,甚至要4个多小时。他每天清早带着午饭去看《四库全书》,图书馆刚开馆就赶到,下午到馆员下班时才离开。就这样前后断断续续读了10多年,对这部包括3000多种、3万多册的大丛书作了详尽的了解。

  担任校长几十年,陈垣从未间断过给学生上课,且从不缺席、迟到

  从1926年出任辅仁大学校长开始,陈垣陪伴着辅仁走过了27年,成为近代着名的大学校长。1952年后又继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在他91年的漫长人生中,大学校长一当就是46年。

  担任校长几十年,陈垣从未间断过给学生上课,且从不缺席、迟到。唯一一次缺席是母亲辞世,回乡奔丧。学生回忆起他多称“援庵先生”,而非陈校长,大概是敬重他的学问,而不是他的官职。他对学生要求严格而不严厉,有顽皮的学生在背后称他为“老虎”,但在课堂上,没有人不自发地挺胸直坐、两手分置双腿之上,听得入迷。好些受业者都说过:从来没见过这样会讲授的先生。他讲课,不像当时的一些知名学者那样天马行空,而是循序渐进、踏踏实实、面面俱到。一般老师不太喜欢批改作业,陈垣不仅认真批改,还和学生一起写作业,并贴到教室墙上作比较。

  因为是自学成才,陈垣更加重视学习方法。对于自己摸索出的经验,他也乐于跟学生和后辈分享。从他那些着名的学生柴德赓、启功、周祖谟、刘乃和等人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陈垣对他们影响最深的,就是他的治学精神和方法。对于现在越来越虚妄的中国学术界,陈垣仍然是一面十分清晰的镜子。

  他认为,作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是寻求史源,如果研究唐以前的历史,学生引了《资治通鉴》,他一定要问为什么不引正史,是否只见于《资治通鉴》而正史中没有?或者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引用《南史》《北史》而不检对八书,他一定不通过。他常说,在准备材料阶段要“竭泽而渔”,不漏掉一条材料。他文风严谨到极端的地步。启功回忆,陈垣先生的母亲去世,他发讣闻,没有按旧时惯例写“泣血稽颡”,而是把“血”字去掉,因为他觉得并不诚实。

  他常把自己的文章拿给学生看。不过,看了不能白看,要提意见。有些学生不知道,只讲好。陈垣就会说:“下次不给你看了,怎么看了会没有意见呢?”别人提了意见,他一般都会改,他认为,至少说明这个问题讲得不清楚。他还经常教导学生,文章要写,但不要轻易发表。放在抽屉里,多放几年都没关系,学术性文章没有时效性,过后拿出来看看,可以检验你的学问有无进步。再听听别人的意见,这个时候都觉得没什么问题,然后再发表。

  虽然写的是学术文章,陈垣却很注重可读性,除了易懂,还要吸引人。比如他取文章题目的时候,“贵于醒目,如能引发人的兴趣更妙。”他在《顺治皇帝出家》一文中写到董妃的事情,很有意思。他笑称:“看戏的时候,戏里有一个旦角是不是人都喜欢看?董妃就是我那篇文章的旦角。”

  启功流泪写下《夫子循循然善诱》一文,回忆初入辅仁大学教大一国文时,陈垣先生对他的耳提面命,第一条就是: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和学生的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启功说:“老校长教导我的样子,我现在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

  他一直处于感情上的“被争夺”状态,偶尔表现出痛苦、无奈和些微的软弱

  在情感关系上,陈垣很少表现出他在其他方面那种主动性和掌控能力。陈垣有两个母亲,先后有三个妻子,十一个子女。他一直处于感情上的“被争夺”状态,偶尔表现出痛苦、无奈和些微的软弱,以及孤独。不过他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感情不外露,儿孙也不敢问。

  陈垣5岁时,因为三伯父没有子嗣,陈垣的父亲把陈垣过继给三伯父。陈垣后来回忆说,虽然与过继母亲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对自己也百般关爱,但毕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怀抱中长大,对她还是很依恋的。每次吃饭,他总是在过继母亲处吃一点,然后又偷偷跑回生母那里去吃饭。生母虽然识字不多,但是经常教他唱儿歌。陈垣见到母亲时还会唱上几句,逗母亲开怀。两房离得很近,很容易就跑过去了,好像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五六岁他就离开家乡到广州求学,除了有限的几次回乡省亲外,很少与母亲见面的机会。他常因不能亲手侍奉母亲而内疚。

  聪明博学,又长得一表人才,广州时期的陈垣被称为“靓仔垣”。陈垣的孙媳、陈智超的妻子曾庆瑛说:“他能说会写,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擅长演讲。他名气与日俱增,招来了不少开放女性的追求。陈垣有段时间用笔名发表文章,其中一个笔名是艳,友人问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女朋友。”

  因赴北京从政,陈垣突然跟以前的生活切断了联系。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邓照圆。虽然这个识字不多的小脚女人对他一片痴心,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照圆”,终究因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阂,让这样单方面的映照变得遥远而无望。邓照圆知道他喜欢吃家乡的鲮鱼,后来就让子女买来晒干,寄到北京。二房吴淑媛也没有随他去北京,一次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仅28岁。

  后来追随陈垣去北京的徐蕙龄,是他在光华医学专门学校的师妹和学生。他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两人后来感情不和,出现矛盾。1932年陈垣给在广州的儿子约之写信:我近日处境,亦极困难。上不得两母欢心,下不得妻子满意,中不得弟妹怡悦。时时抚心自问,只觉读书一世,不晓做人。

  1966年5月,陈垣的两个妻子先后去世,相差不到一周。这时,陈垣已经是86岁的老人了。

  在“文革”中,陈垣没有受到直接伤害,是因为家人给中南海写过两封信,一封给周总理,一封给康生。曾庆瑛透露:“过去的学校领导、朋友,不是靠边站,就是被批斗、被打倒,大家都自身难保,也就很难顾及于他了。他整天提心吊胆、闷闷不乐。对形势的发展陌生、担忧又不理解,只能保持沉默。”文革中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工作被迫停止了。一次,和曾庆瑛谈到书籍的出版问题时,他很不高兴地说:“现在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让我等死么?”

  1971年那个动荡的夏天,91岁的陈垣在病痛和苦闷中离世,留下他无法保护的学生和家人。这离1951年国家主席毛泽东在国宴上向人介绍“这是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相差正好20年。

  陈垣与胡适当了5年的邻居,在学术上往来也很密切。不过,因为他专做“窄而精”的史学研究,与胡适的史学路数迥异。他曾对学生蔡尚思说:“像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类的所谓名著,很像报章杂志,盛行一时,不会传之永久。”

陈垣旧事

从“四库”到宗教史

  过北京师范大学东门,有一座大厦,叫励耘学苑。“励耘”二字取自北师大原校长陈垣先生的“励耘书屋”。
1969年11月19日,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中,启功(后左)、刘乃和(后右)前来看望陈垣
1969年11月19日,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中,启功(后左)、刘乃和(后右)前来看望陈垣


  陈垣(字援庵)是广东新会人氏,出身药商家庭。17岁(光绪二十三年)时,他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住在新会会馆。和他同住会馆的,是光绪壬辰科(光绪十八年)进士翰林伍铨萃。伍先生和他谈起学问来,发现他读书很多,对书的作者、内容、版本,都能谈得头头是道,大为惊奇。其实陈垣十三四岁就已经把十三经读完了,后来偶然看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眼界更是大开,渐渐学会了按照目录选购经史子集所需的图书,广泛涉猎。而这在当时是要被指为不务正业的。那年的试题是《冉求之艺,文之以礼》。陈垣放笔直书,信心十足。考完后回到会馆,将所做的文章情形,原原本本地说与伍先生听。伍先生认为他的文章虽好,但不合八股规范。九月初九日放榜,果未考中。陈垣懊恼离京,伍先生送陈垣到车站,握着他的手说:“文不就范,十科也不能考中!”这话对陈垣刺激很深。回到广州后,陈垣便发愤要把八股文作好。他买回了十科的《直省闱墨》,一遍遍细读,最后装订成四大册,认真体味,有的好文章甚至能够背诵。他用了两年的时间,八股文大有长进,但是后来科举却取消了。晚年陈垣回忆说:“可惜白白糟蹋了两年的时间,但也得到了一些读书的方法。”

  1913年,陈垣以革命报人的身份当选为众议员,赴北京参加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从此定居北京。陈垣治学,没有师承,全靠自学。而研读《四库全书》对他的一生有着极深远的影响。他到京后,听说原藏承德文津阁的《四库全书》已运到北京,存放在国子监前街大方家胡同的京师图书馆。对于这样的国之重宝,陈垣心仪已久。那时他住在宣武门内象来街,在北京西南角,而方家胡同是在北京的东北角。当时溥仪还住在宫里,紫禁城东西两侧的皇城根是宫苑禁地。所以陈垣每天读书必须绕道走。于是他赁一辆驴车,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到图书馆阅读《四库全书》,要是遇上风霜雨雪,有时来回要三四个小时。上午他总是图书馆刚开门就赶到,下午直到闭馆才离开。就这样,陈垣一读就是十年!

  陈垣将《四库全书》着录的书名和作者作了索引,并将当时最流行的赵怀玉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与实际存书相考核,校出有目无书、有书无目、书名不符、卷数错误等情况,了解了《四库全书》收集、编纂、禁毁、抽换的变化过程,写成了《四库书目考异》五卷。又因纂修四库的掌故,私家多不便记载,陈垣利用乾隆御制诗文,写成《编纂四库全书始末》一卷。经过这样反复的钻研,他不仅对《四库全书》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且对浩瀚的文史图书也已了如指掌,日后治史,自然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了。1920年,当时民国政府拟利用法国退还庚子赔款,影印文津本四库。叶恭绰举荐陈垣董其事,只是后来政府更替,事情不了了之。

  陈垣早年从随着名天主教人士英敛之、马相伯游,发愿着述中国基督教史。1917年陈垣写成了他的史学成名作《元也里可温考》。元史“也里可温”四字,汉意失考。陈垣将《元史》这部二百一十卷、二百多万字的史书通阅一遍,凡是提到“也里可温”的地方全部录出,查阅了元史有关的笔记、典章、方志、碑帖。陈垣自学过蒙文,最终考订出“也里可温”,就是蒙元时代对基督教会人士的统称,并将蒙元时代中国基督教的传播与流布,在书中作了全面的论述,了结了数百年的悬案。他精心撰述,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巨大轰动的则是《元西域人华化考》。这是讲述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和外来侨民汉化的一部专着,材料丰赡,条理明辨,刻意在有“全盘西化”论时着成。陈寅恪在序文中评论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四十年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L.C.Goodrich教授将其译为英文。这也是他最满意的一部着作。

  陈垣从事宗教史和中西交通史的研究,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二十世纪初年敦煌经卷的惊世发现。大量有关民族史、中西交通史、宗教史、西北史地的文献出现,作为中国史学家,陈垣早在二三十年代不止在一种场合说过:“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东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该把汉学中心夺到中国,夺回北京。”1924年夏,在北京大学国学门任导师的陈垣,与北京学界同仁发起“敦煌经籍辑存会”,并被推举为采访部长。后来他对京师图书馆八千余轴敦煌经卷分类考订,编成《敦煌劫余录》。以“劫余”二字,斥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敦煌遗书遗物的掠夺。

在故宫博物院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驱逐溥仪出宫。为应事态之变,国务院紧急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全体委员由国务院聘任,李煜瀛(字石曾)任委员长,聘请蔡元培、陈垣、沈兼士、俞同奎等十人任委员。善委会成立后,李煜瀛出京出国事不断,故宫方针大政,渐渐担在陈垣身上。就是陈垣主持的清点中,故宫陆续发现了一批珍贵的典籍、孤本、底本、档案等。如在斋宫中发现了元刻本《元典章》,有汲古阁毛晋私印,也就是四库提要所谓的内府藏本,以及在懋勤殿发现了当年罗马教宗就中国礼仪的通谕等珍贵档案。最重要的发现大概要算1925年4月在藻堂发现了尘封多年的《四库全书荟要》。

  陈垣很早便知此书,但无由得见,此次意外发现,令他惊喜万分。《四库荟要》与《四库全书》同时编成,编《四库全书》时,乾隆帝已63岁,他恐怕《四库》编成费时太久,未必得见,所以又命四库馆臣择精华,缮写成《四库荟要》。《四库全书荟要》分抄两部,一部存圆明园味腴书屋,一部放在紫禁城藻堂内。这时圆明园一部燔焚,藻堂这一部即为世间仅存。1925年10月10日,善委会与北京各界人士在乾清门广场召开了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大会,陈垣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故宫博物院设古物馆和图书馆,古物馆由易培基任馆长,陈垣任图书馆馆长。为纪念此事,陈垣在寿安门前手植稚桧八株。如今事过八十年,当年的稚苗已高逾宫墙。

  民国年间,战乱频仍。1926年3月底,冯玉祥的国民军与直奉联军作战失利,即将退出北京,故宫安全受到威胁,只得决定请执政府内务部卫队接替冯玉祥部驻防。借此次换防之机,各方势力蠢蠢欲动,都想进驻故宫。北洋政府内务部、直鲁军阀、前清遗老也均有动作。到了七月,事态急转直下,吴佩孚主北京事,杜锡出面组阁。在新内阁国务会议上,通过改组故宫议案,决定成立“故宫保管委员会”,以前清遗老赵尔巽、孙宝琦为正副委员长。赵孙二人与故宫博物院诸理事商洽接管事。理事会派陈垣、俞同奎等四人前往。谈判开始,陈垣发言说:“如果要接管故宫,必须组织点交、接收两个委员会办理接交手续。须点完一处,移交一处。接收一定要做到三点,故宫所有藏物:一不能还给溥仪;二不得变卖;三不能毁灭。如果你们不同意点交,可以登报声明说明自愿负故宫的全部责任……”赵孙二人回去汇报,不想杜锡竟同意点交,也同意设移交、接收两委员会,驳回了赵孙二人的原议。二人一怒之下双双辞职,但接着就发生了8月8日陈垣被捕的事。

  那天清晨,陈垣被宪兵司令部抓走了。故宫理事会同仁得到消息后,忙多方营救。到了下午宪兵司令王琦同意放人,但他对赵尔巽说:“这个姓陈的太可恶,还硬不肯走,一定要追问抓他的理由。”后来陈垣虽然被释放回家,但王琦派了两名宪兵跟到陈宅,将陈垣软禁在家中,一住竟是一百多天。直到北伐胜利在即,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接管了故宫,任命易培基为院长,李煜瀛、陈垣等37人为理事,故宫才安定下来。

辅仁大学的八年

  八年抗战期间,陈垣是在辅仁大学校长任上度过的。辅仁大学1933年后由美德两国圣言会接办,1936年后,辅仁校务长雷冕神父是德国人。后来德意日成为轴心国,辅仁大学在这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得以继续开办,而且争取到文史各科仍用原有课本,不改用日文教材;校门不挂日本国旗;日文不作为必修课。这“三不”一直坚持了八年,所以辅仁大学后来成为沦陷区内国民党政府承认的惟一一所大学。对于陈垣这样有声望的学者、大学校长,日伪当局是不会轻易放过的,总是企图利用他,委以各样文化要职,有时是直接出面,有时则是托陈垣的故旧疏通。对于这些,陈垣一概严辞拒绝。但无休止的骚扰威胁,使得陈垣不胜其烦,常思有个地方避一避。

  有一次,他和几位知心的师生在辅仁三楼看书画展。偶在楼栏处往下望,只见日军趾高气扬走过。陈垣沉默不语,后来低吟“登临独恨非吾土,不为城关画角悲”,语毕眼含泪水,师生们将他扶下楼来。其实陈垣也不是没有考虑过离开古都,但是几千师生的期望,使他实在下不得狠心。1943年底,他的学生柴德赓有扶师南行的密谋。陈垣也同意南下,但被辅仁校务长雷冕神父察觉,长谈数晚,晓以利害,认为陈垣留在北平反而有利于辅仁,有利于师生。校长一走,辅仁难以为继,很快就会被日伪当局接收或关闭,几千师生顿失依靠,将难以就职和求学。最后雷冕竟大哭不走,真情挽留。陈垣百感交集,反复思考,终未成行。

  辅仁大学似沦陷区北平的“孤岛”,成为不肯就职于伪大学(日伪利用原址继续开办的大学,被称伪大学,如“伪北大”)的学人的净土,一些志士也以辅仁大学为基地,秘密从事地下工作。辅仁大学虽未停办,但师生被日伪当局逮捕却是常有的,如英千里、沈兼士、胡鲁士神父(荷兰人)、范文澜、赵光贤、李德伦、萧乾等等。每一次陈垣都要积极营救。在那八年时间里,陈垣还尽可能地向一些生活困难的学人约稿,藉此补贴他们的生活。八年里,陈垣的心情是苦闷的,而这种苦闷只能在他史学着作的字里行间得到抒发。在这时期他写出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铮僧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着作。而最能体现他深明大义、崇尚名节思想的着作,则是《通鉴胡注表微》。这是一部研究胡三省(字身之)思想的作品。胡三省是宋末人,不仕于蒙元,以作通鉴注的方式,申诉蒙元的暴政。终于在他65岁那年迎来了古都的光复。

  1951年11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后,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与陈垣同席。毛泽东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翌年,陈垣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1971年6月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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