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佛山赤脚医生:穿行山间为老人看病 仅剩20多人

2014/8/4 南方都市报 有0人参与评论
  


郭木添准备骑摩托车出诊,这是他从业以来的第二辆车。


  赤脚医生

  上世纪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期开始出现的名词,一般指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些情况下“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当时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中毕业且略懂医术病理;三是一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综述

  他们是多年的老医生,常年穿行在山间,为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看病。他们医疗条件有限,治疗的多为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痛,但对于那些空巢老人来说,却是不可或缺。一辆摩托车、一个药箱便是全部,如同一个移动的医疗室。

  据报载,今年4月,佛山开始试点家庭医生服务,截至6月30日,共有5 .2万多户家庭18万多名居民签订服务协议,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将为这些签约居民提供上门诊疗服务。实际上,在高明、三水等一些偏远山区,卫生站的医生早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更早以前,他们有个通俗的名字———赤脚医生,在那个医疗卫生条件匮乏的年代,他们翻越山头、穿过田间,起着重要的作用。

  时过境迁,赤脚医生已经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如今仍活跃在一线的,也如山边的夕阳,行将落幕。

  1

  简陋的卫生站

  初夏的清晨很早醒来,6点钟刚过,天已经大亮。一条蜿蜒狭窄的水泥路将10多条自然村串联起来,一直通往大山深处。道路宽窄不一,最宽不过两车道,最窄处只容一辆小车通行。这里是高明官山村,佛山最偏远的村庄,在山的那一边,是云浮市新兴县的地界。风吹过,道路两旁的稻谷哗哗作响,已是农忙收割季节。

  吃过早饭,阳光热辣辣地照射下来。70岁的村民梁兰走出家门,来到几里外的官山卫生站。在前一天割稻谷时,梁兰的眼睛被稻谷打到,有些肿痛。几十年来,身体有什么大小异样,她都来找这里的医生郭木添。“头晕,坐不了摩托车,只能走路”,几里路,梁兰要走10多分钟。

  白色的台式电风扇在木桌上缓慢地摇着,如同慢条斯理的郭木添。梁兰走到卫生站时,郭木添正在逗11个月大的小孙子玩。平时,没人看病时,郭木添与老伴就在卫生站里带孙子。除此之外,两人还种了1.3亩水稻,主要由老伴打理,但农忙季节,郭木添也要帮忙照应。

  梁兰并不急着看病,而是与郭木添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这在熟人社会的农村里很常见,有别于大城市的拥挤、急躁、陌生,有些村民甚至端着早餐过来。陆陆续续有村民来到,梁兰就帮手抱下郭的小孙子,以便其能腾出手来抓药打针。

  听诊、打针、写药方、刷医保卡、抓药,一系列动作驾轻就熟,只是聊到兴起时,郭木添常常会停下手中的活。每个上门看病的村民都会夸下小孙子,这让郭木添很受用,哈哈大笑。

  相比起来,11公里外的白洞卫生站就没有这么热闹。没人来看病时,卫生站的医生徐泽文习惯背靠那张老旧的木椅上,脚伸直了搭在桌上,露出黑乎乎的脚底板,在他背后,一架锈迹斑斑的落地扇直对着吹。

  卫生站有些简陋,两个铁架子上稀稀拉拉地放着一些药盒,一条大长凳供村民候诊。卫生站后面隔起了一间狭小的注射室,摆着一张木凳子。山上接来的自来水,刚打开时还带有黄色,过一会才逐渐变清。旁边是嘈杂的碾米厂以及一家士多,午后经常有村民聚在这里打牌,大货车在门前的公路上呼啸而过,更显得卫生站的冷清。

  而相距100公里的三水芦苞镇,把岗卫生站也位于公路边上。午后同样没有多少人来看病,两台吊扇飞速地转着,如同卫生站医生冼烈辉的语速,快得有些让人听不清楚。今年60多岁的冼烈辉穿着一件白色衬衫,显得干净利落、精神矍铄,在他的桌上,整齐地摆着数根香烟,那是上门看病的村民请他的,他不抽烟,但总是礼貌性地接下来。

  与高明两家卫生站都只有一个医生不同,把岗卫生站除了冼烈辉之外,他的儿媳也在这个月初调来与他共事。这里的条件相对好一点,有一间专门的药房,注射室也显得亮堂。

  郭木添、徐泽文、冼烈辉年纪相若,有着相似的经历,如今都是驻扎在村里的乡村医生,为周边多条自然村的村民提供一些简单的医疗服务。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有一个更通俗的名称——— 赤脚医生。

  2

  老中医的后代

  赤脚医生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上世纪六十七年代,他们大多未经正式的医疗训练,医学、病理等知识较低,有时候甚至要一边看病一边种田。尽管如此,在当时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赤脚医生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徐泽文的家中仍有一本由中山医学院编著的《赤脚医生教材》,与《临床诊断基础知识》、《诊断学》、《内科学》等新旧不一的医药书籍堆在一起。书本已经翻得破破烂烂,书脊开裂,封面几乎脱落,这本1978年出版的书籍,扉页上还印着“毛主席语录”,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

  徐泽文行医至今已近40年。1973年,徐泽文高中毕业,由所在的生产队推荐,到高鹤县(后分为高明和鹤山)卫校学习,一年半后毕业,回到白洞医疗站,“当时,医疗站属于生产大队,有4个医生”。后来,分田到户,生产队的医疗站也变成私有,“4个医生分开了,各自在白洞小学附近开了一家诊所,一字排开,好不热闹”。再后来,村里的人越来越少,诊所的生意越来越差,陆续有人离开,最后只剩下徐泽文一家。

  把岗卫生站的冼烈辉有着同样的经历,1970年高中毕业后,他被生产队推荐到三水卫校学了一年半的医学。冼烈辉的父亲是老中医,被推荐学医似乎顺理成章,“那时候正值推广赤脚医生,当时我不想去,但大队坚持让我过去”。冼烈辉之所以不想去,是因为觉得学习太辛苦。只有一年半时间,中医、西医、内科、外科、跌打损伤、儿科、妇科什么都要学,“可能现在要学两三天的课程,当时三四节课就搞定了,很赶,很辛苦”。

  一年半之后,冼烈辉回到芦苞卫生院实习,两个月后便回到生产队的卫生站,为村民看病。在生产队,冼烈辉一个月可以拿10元工资,这相比其他种田记工分的村民来说,已经好了很多。

  郭木添的父亲同样是老中医,1980年高中毕业后,他便跟着父亲在自己的诊所里干活。郭木添回忆,大约1985年他拿到赤脚医生证。“后来,高明卫生局组织了一次培训,到高明人民医院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培训完成之后,郭木添通过考试,并最终获得从业职格。时过境迁,当年的上岗证不断地变换,如今的版本已经变成五年一换的乡村医生执业证书。

  在郭木添的卫生站里,还有两排斑驳老旧的中药柜,每个小抽屉上贴着各种中药名称,纸张已经泛黄,那是当年父亲诊所留下来的。如今,大多数中药柜里已经没有了草药,“我父亲是老中医,以前我们还经常上山采药,那时候要多少有多少。现在很少去了,一方面中药医保没得报销,没有人用;另外一方面现在山上到处种桉树,喷除草剂,草药也少了很多,有时候找半天都找不到”。

  3

  摩托上的“医院”

  梁兰的眼伤还没看完,桌上的固定电话突然响起,附近塘面村的一个阿婆发烧,让郭木添去看看。出诊对于郭木添他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一有电话来,便要出去,“三更半夜也要去”。

  “平时我都习惯中午吃完饭之后再出诊,今天是个例外”,帮梁兰打完针之后,郭木添推出摩托车,将药箱绑在后座上出发了。电话是一个85岁的老人叶丽英打来。老人与63岁的儿子住在一起,但儿子患有眼疾,视力非常差,平时都要扶着墙走路,无法带老人上门看病。10多年来,都是郭木添来为老人治疗。

  叶丽英发烧38摄氏度,精神不是很好,另外还伴有高血压、腰椎等问题。帮老人打完针之后,郭木添抓了3副药,一共收费15元。“按照规定出诊的诊金是20元,药费、针水费另计,但我所有加在一起就收他们15元,都是乡亲,过得去就行了”,郭木添边收拾药箱边说。

  从叶丽英家里出来,82岁的老伯叶水泉早已坐在村口的一棵树下,等着郭木添。两天前,叶水泉帮儿子挑谷子时扭伤了腰。“原本以为很快就好了,想想能挨过去就挨一下,现在发现还是不行,腰疼得厉害”。

  郭木添在树下帮叶水泉打针的时候,徐泽文也开始了他一天的出诊。与郭木添不同的是,徐泽文的出诊很有计划性,每次在前一天,他就已经安排好第二天到哪家给哪个老人看病。每天上午11时,徐泽文准时从卫生站出发,相比于坐诊,出诊是他更重要的工作内容。

  摩托车爬过一段1公里的小山坡,来到上榄村。太阳很晒,徐泽文特意戴了顶鸭舌帽,另外用两个袖套套住裸露的小臂。7月13日这天上午,徐泽文先后在上榄村、白洞新村和布莲塘3条自然村,给3位阿婆看病。当他从布莲塘出来时,已经是中午12点。

  徐泽文回到鹿田村的家中,此时,80岁的老母亲正在门口的地板上翻弄晒着的花生。看见徐泽文回家,老母亲双手撑着膝盖,颤巍巍地站起身来,询问他中午吃什么。家里只有徐泽文和母亲居住,徐的妻子到城里帮儿子照看小孩,他每天在外看病,三餐全由母亲负责。饭桌上还有昨晚吃剩的米饭,为了赶时间,徐泽文让母亲将剩饭重新炒一下,胡乱吃了点。中午1点半,他还得赶数公里的山路,到山的那一头,给新兴县的一些村民看病。在前一天,这些村民打电话来预约了。

  4

  村民的期盼

  吃完午饭,徐泽文躺在客厅上的木头沙发上,眯了一会,而老母亲则继续到门口翻弄地上的花生。中午1点半,徐泽文准时醒来,开始一天中的第二趟旅程。这次,他特意戴了头盔,因为要赶更远的山路,尽管全是水泥路面,但道路弯曲,年过六旬的他还是比较谨慎。

  36摄氏度的高温。摩托车在山间穿行,两边是半人高的杂草以及水稻,没有人烟。徐泽文开得比较慢,尽管天气晴好,但山路弯弯曲曲,许多地方必须转过弯才能看清前方的来车,他担心万一对面有辆大车驶来,躲避不及酿成大祸。

  10公里的路程,将近20分钟的时间,徐泽文来到新兴东成镇新塱村,74岁的叶婶已经等了他一天,“怎么昨天没过来”,见面的第一句话叶婶便问到。在随后的几家,大家也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徐泽文每天在村里转一圈才算正常,就像那个菜贩,每天挑着菜在村里兜售。“其实也不是每天都过来,要有人打电话才来,可能来的次数比较多,给大家的印象就是每天都在村里出现”,徐泽文笑着说。

  在两个村子转了一圈,徐泽文看了3个病人。实际上,除了徐泽文,村民们还可以搭15分钟的摩托车到镇上看病。但没人愿意去,一个是路途较远,不太方便,另外他们也不太喜欢镇上医生的医术,这么多年来,让徐泽文看病已成习惯“他的药,见效快”。

  下午2点20分,徐泽文收拾药箱,准备回程。4点,他还必须回到卫生站坐诊。经过一棵大榕树时,徐泽文被两名坐在榕树下的婆媳叫住,停下车。听说徐泽文过来,她们两人早早到榕树下等候。

  年纪较大的李婆婆患有支气管炎,身体虚弱,而她的儿媳黎女士则在前一个晚上感冒了,两人都要求徐泽文给打一针,减轻痛苦。徐泽文就地打开了药箱,取出针筒。午后的山村沉寂一片,鲜有人走过,婆媳俩也没遮掩什么,直接撩起衣襟、褪下裤腰,如同在家里一样。在两人的背后,成片的庄稼随风摇曳。

  5

  “收编”与落幕

  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还能持续多久。

  徐泽文的案头上放着一张7月4日的当地报纸,“高明今年拟增建4个村居卫生站”的新闻吸引了他,4个卫生站,就有一个位于白洞村委会。新闻里写道:“白洞村委会因现有诊所为租用场地,且附近有厂房作坊噪音较大影响听诊,当地群众希望能另选址新建一座卫生站”。

  “噪音大”明显就是指徐泽文现有的卫生站,但“另选址”的事情徐泽文则一无所知,他不知道“另选址”之后,卫生站还是不是由他掌管。实际上,早在多年前,徐泽文的诊所就被官方“收编”,变成了白洞卫生站,2007年-2012年的法人代表为合水医院院长,如今则变成白洞村委会书记。不过,对于徐泽文来说,这些都只是执业许可证上的一些文字变化,他的工作还是一成不变,“名义上是村委会的卫生站,但还不是自负盈亏,跟村委会没什么关系”。

  尽管如此,徐泽文知道,终有一天公立的医疗机构,将正式接手这些村居卫生站,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科班出身的卫生人员,最终将取代他们。毕竟他们现在只能看一些常见的病,最多打针开药,没有更先进的检查设备,甚至连打点滴都不允许。“没得干就不干了”,年近六旬的他,工作更多是一种消遣。

  郭木添的卫生站,也差点变成合水卫生院的驻村点,“2009年左右他们来这里选了这个位置,简单装修了一番,后来可能觉得做不下去,就把这个位置让给我了”。如今,卫生站的法人代表同样变成官山村委会书记,尽管实际上仍由郭木添独自经营,一年还得交1000元的租金给村委会。

  冼烈辉所在的卫生站则变更得更彻底。2002年前后,芦苞卫生院接收了冼烈辉此前独自经营的卫生站,两年后,又转为同方医院的卫生站。这时候,冼烈辉变成医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底薪300元,然后按看病的人数来计酬,就像计件工一样”。冼烈辉称,如今他一个月只能拿1000多元的工资,与当年自己经营时相去甚远。

  时过境迁。曾经,佛山至少有623名赤脚医生,随着时代发展,很多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如今,在高明只有20多人还活跃于一线,基本也达到退休年龄,最年轻的已有50多岁,如山边的夕阳,行将落幕。一项针对离岗赤脚医生的补助措施,正在施行。

  郭木添的大儿子从湛江的广东医学院毕业,如今在肇庆的一家医院工作,媳妇也在该家医院当护士,“专业是我让他选的,我觉得我们家有这个医学传统,不能荒废掉了”。三代行医,不过,后辈已不再是当年的赤脚医生。冼烈辉的儿媳妇同样毕业于广东医学院,如今与他同在一个卫生站,但因为有着更高的学历,拿着比他更多的工资。

  电风扇一圈一圈地转着,就像徐泽文的日子,一天一天地重复。只是,锈迹慢慢布满了风扇的外罩以及机芯,风力悄无声息地减弱,就像徐的头发,逐渐花白。

  采写:南都记者

  潘逸滨 田海燕

  实习生 冯扬

  摄影:南都记者

  陈志刚
分享到:

相关阅读:

发表评论:

更多评论>>
Copyright © 2010 zwbk.org 中文百科在线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证090285号